日子像解冻的苏州河水，虽然依旧浑浊，却到底活泛起来了，带着一股子暖融融、湿漉漉的生气。转眼，日历牌就翻到了1931年的四月。
天，是真暖和了。弄堂里那股子盘踞了整个冬天的阴湿寒气，被越来越勤快的日头驱赶着，退到了墙角最深的青苔里。女人们晾晒衣被时，竹竿压弯的弧度都显得轻快了些。孩子们褪去了臃肿的破棉袄，在还有些凉意的石板路上追逐，露出细瘦的胳膊腿。
最大的变化，在陈家。
压在头顶那沉甸甸的债务乌云，终于透出了大片大片的、实实在在的蓝天。一笔，两笔，三笔……那些曾让父亲夜不能寐、让母亲以泪洗面的借据，在陶罐里日渐丰满起来的铜板和银角子的攻势下，逐一败退，化作了灶膛里一簇簇短暂而痛快的火苗。算算账，只剩下最后、也是最顽固的一两笔，照这个势头，最多再有两个来月，就能彻底了清！
这消息，像一剂最灵验的补药，注入了这个家庭每个成员的心里。最直观的体现，在母亲李秀珍身上。
她蜡黄的脸上，终于慢慢养出一点人色，虽然还是瘦，但那种濒死般的灰败气已经消散。眼睛有了神采，手脚也渐渐有了力气。她不再终日困在里间的床上，天气好的午后，会抱着小弟，搬个小凳坐在门口，就着天光，一边轻轻拍着孩子，一边看大丫缝补，或者看二丫低头在破纸上写写画画。偶尔，嘴角会浮起一丝极淡、却真实的笑意。
清明快到了。空气里仿佛都飘着一股属于春天的、清冽又略带忧伤的气息。街头巷尾，开始有人提着竹篮，里面装着锡箔折的元宝、黄表纸、还有青翠的柳条。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老话是这么说的。但对于上海弄堂里的小户人家，清明更重要的，是祭祖，是尝新，是一家人借由时令吃食，凝聚在一起的那份心气。
这天一早，母亲就扶着门框，对正在准备出车的父亲说：“栓子，今儿早点回来。是清明了，我……想弄点应景的。”
陈大栓正检查车胎，闻言抬起头，看着妻子在晨光里依然单薄、却挺直了些的身影，愣了一下，随即闷闷地“嗯”了一声，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拉车出门时，脚步似乎比往日更轻快了些。
母亲身体刚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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