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边缘微微凸起,像一道凝固的闪电。
他出现在纺织厂女工宿舍楼顶,指着晾衣绳上一件湿透的鹅黄色衬衫说:“这件衣服,今晚十一点四十四分会被风吹落,挂在对面变电箱铁丝网上。穿它的人,明早七点零三分会在厂门口摔一跤,左膝擦伤,但会捡到一张五十元钞票——钱是假的,但编号尾数是‘’。”
当晚十一点四十四分,鹅黄衬衫飘落,卡在铁丝网缝隙里,像一面小小的、湿漉漉的投降旗。次日清晨,穿衬衫的姑娘果然在厂门口被碎石绊倒,膝盖渗血,而她伸手撑地时,指尖触到一张被露水打湿的钞票——新版五十元,编号尾数正是。她兴奋地举起来给同伴看,我隔着铁门拍下照片。三天后,人民银行滨海支行鉴定:纸币油墨未干,凹印失真,是昨夜刚印出的假钞,版模来自本市郊外一处废弃印刷厂地下室。
我们顺藤摸瓜端掉制假窝点,缴获三台胶印机、两吨空白钞纸,以及一本硬皮笔记本。翻开第一页,钢笔字力透纸背:
“小周天推演日志·一九九二年五月”
“五月十七日,申时三刻雨,酉时初晴,戌时风起。
五月十八日,卯时三刻,陈桂英(纺织厂挡车工)左膝擦伤,拾假钞壹张,编号尾。
五月十九日,辰时,假钞流入菜市场肉摊……”
字迹,与阿阮刮铜钱时指甲的弧度,完全一致。
可笔记本最后一页,日期停在五月十九日。之后再无一字。
而五月二十日清晨,阿阮消失了。
不是人间蒸发。是“消失”本身成了证据。
那天我接到匿名电话,声音经变声器处理,像生锈齿轮在转动:“去码头。潮位最低时,找‘停泊序号7’的趸船。他在等你。”
我赶到时是凌晨四点十七分。退潮线裸露出大片黝黑滩涂,腥咸的泥腥味混着柴油味扑面而来。七号趸船孤零零泊在浅水区,船身漆皮剥落,露出底下暗红锈迹,像凝固的血痂。我跳上甲板,手电光柱刺破黑暗——舱门虚掩,门缝下渗出一线微弱的蓝光。
推开门。
舱内空无一人。只有一张木桌,桌上放着那只青瓷碗,三枚铜钱排成三角,碗底压着一张对折的信纸。
我展开信纸。
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只有三行字,用极细的钢笔写就,墨色浓黑,笔画边缘微微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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