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天，黑得早。才过下午四点，弄堂里的光线就暗下来了，像掺了水的墨，一点点洇开。风却不肯歇，穿过狭窄的巷弄，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谁在低低地哭。
陈醒家那扇薄木板门关得严严实实，可外头的寒意，还有那些比寒风更刺人的话语，还是丝丝缕缕地钻进来。
王癞子的腿好了七八分，拄着拐杖在弄堂里晃悠的时间越来越长。他那破锣嗓子，也恢复了往日的“精神”，逢人便要说上几句。
“……啧啧，攀上高枝儿喽！了不得啊！陈大栓这是要转运了？祖坟冒青烟了吧？”声音拖得老长，带着股酸腐的醋意和毫不掩饰的嫉妒。
偶尔有邻居搭腔：“王哥，少说两句，人家也不容易。”
“不容易？”王癞子嗓门更高了，“拉车的想住租界！这上海滩，啥辰光轮到拉车的‘不容易’了？阿拉这种才是真不容易！断了腿，没人问，饿死冻死也没人管！人家可是有大学先生撑腰的！”
这些话，隔着门板，断断续续飘进亭子间。
陈大栓蹲在墙角，闷头搓着麻绳，手上的青筋凸起，绳子被他搓得吱吱作响。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眼角偶尔抽动一下。李秀珍坐在床边缝补，针线穿过粗布，发出细微的嗤嗤声，手指却有些抖。大丫低着头整理碎布，不敢出声。
陈醒坐在桌边，面前摊着稿纸，手里握着笔，却一个字也写不下去。
她知道，这些闲话不仅仅是嫉妒。它是一种压力，一种无形的审视，仿佛他们家做了什么逾越本分、痴心妄想的事情。拉车的，就该一辈子困在弄堂里，挣扎在温饱线上。想往上走，想寻个稍微好点的出路，就是“攀高枝”，就是“忘了穷根”。
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回纸上。笔尖落下，写的却不是寓言故事，而是一篇杂感，题目暂定为《门槛》。
刚写了个开头，木板门被轻轻敲响。是孙志成。他裹着一身寒气进来，手里拿着两份报纸。
“陈叔，婶子，二丫，”他脸上带着点兴奋，又有点神秘，压低了声音，“外头有新报纸，你们看看。”
一份是《申报》，一份是《新闻报》。孙志成指着《申报》副刊版面上一小块不起眼的英文广告，下面有简单的中文注释：“美国记者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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