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九日，天阴得像一口倒扣的灰铁锅，沉沉地压在上海滩的头顶。风倒是小了，可那股子湿冷，无孔不入，贴着墙皮，钻进窗缝，渗进骨髓。弄堂里的水洼结了一层薄冰，踩上去脆生生的响。女人们聚在背风的墙角，一边跺脚哈气，一边飞针走线，嘴里的话题，总也绕不开飞涨的物价和越来越紧俏的煤。
陈醒家那只豁口陶罐，摸上去，比前些日子又沉实了些。晚上，就着油灯昏黄的光，她把罐子里的钱全部倒出来，在桌上仔细分拣、清点。叮叮当当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而富有韵律。
铜板依旧居多，黄的黑的，堆成几小摞。银角子也多了一些，还有几张挺括的国币，面额不大，但看着新。她把它们按照母亲教的方法，先换算成银元单位，再累加。
稿费一笔笔进账，卖烟的收入日日不断，加上全家省吃俭用，父亲拉车也格外卖力，或许是那几句“洋泾浜”真起了作用，偶尔能拉到去租界的好生意，这小小的积蓄，像冬日里缓慢却执着生长的冰凌，一点一点，变粗变长。
算盘珠子在心里噼啪作响，最终的数字让她轻轻舒了口气。不算日常开销预留的部分，单是“搬迁基金”和她的“私房钱”加在一起，折合成最硬挺的银元，已经悄悄越过了两百大关，具体是……她用手指又核对了一遍，大概两百三十元左右。
两百三十块银元。
这个数字，若放在几个月前，简直是天文数字，想都不敢想。可现在，它沉甸甸地摆在眼前，却依然让她感到一种紧迫的不足。法租界一间像样些、能住下一家五口的石库门亭子间或前楼，年付押金加上第一个月租金，恐怕就要耗去这笔钱的一大半。剩下的，要应付更高的日常开销，要预备可能的疾病意外，还要支撑父亲那个“拥有自己的车”的梦想……
路，才走了一半不到。
孙志成那天带来的好消息——方先生的赞赏和隐约的提携，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激起了涟漪。陈醒不是没动过心思，是否可以通过孙志成，委婉地向方先生打听一下租界房源，或者寻求些许指点。方先生是大学教授，住在法租界，人面广，见识多，或许真有门路。
但这个念头，只在脑海里转了两圈，就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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