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七，礼拜天。天光倒是比前两日清爽些，铅灰色的云层裂开几道缝，漏下些有气无力的淡金色，照在弄堂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泛着冷冰冰的光。
陈醒没出摊。
木托板靠在墙角，那个装着香烟的布袋瘪瘪地垂着。不是没烟了，是她不敢上街。
从昨日游行队伍散掉开始，街面上的气氛就变了味儿。不再是单纯的悲愤激昂，而是掺进了浓烈的、令人不安的躁动与戾气。她早上试探着在弄堂口张望了一眼，就瞧见几个穿着学生装、但神色凶狠的年轻人，挨家挨户拍打着沿街的店铺门板，声音又急又冲：“查日货！抵制日货！是华夏人就不卖东洋东西！”
一家小南货店的老板哭丧着脸辩解：“小爷叔，阿拉店里真格没东洋货呀，都是本地土产……”话没说完，就被粗暴地打断，几个人涌进去，稀里哗啦一通翻检，最后举着几盒印着东洋字的肥皂和火柴出来，厉声呵斥，当场就要砸。
老板扑上去拦，被推了个趔趄。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指指点点，有叫好的，有摇头的，也有赶紧缩回屋里关紧门窗的。远处，巡捕房的哨子声又尖利地响起来。
陈醒看着，心里发紧。她知道抵制日货是爱国行动，可这架势……太乱了。像一锅烧滚的油，溅出来的火星子能烫伤人。她一个九岁多（按这身体算）的小丫头，背着烟摊在这种乱局里走动，太扎眼，也太危险。阿四头那样的地痞说不定正等着浑水摸鱼，而愤怒的学生或“检查队”万一较真起来，她卖的香烟里有没有寇国原料？谁知道？说不清。
她退回屋里，关上门。母亲李秀珍正抱着小弟喂米汤，脸上忧心忡忡：“外头……还是不太平？”
“嗯，乱。”陈醒简短地回答，坐到小书桌前，摊开昨日的报纸，想从字里行间寻找一点清晰的脉络，或者……仅仅是让自己静下来。
报纸上的标题触目惊心。除了大幅报道昨日的抗日救亡大会和游行，角落里一则短讯，像淬了毒的针，猛地扎进她眼里：“日机连日轰炸吉林、黑龙江各地，军民伤亡惨重，锦州、打虎山等处亦遭空袭……”
空袭。轰炸。
这两个词对于1931年的普通上海市民来说，或许还隔着一层地理和想象的薄纱，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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