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先生太太吵相骂了，哪个铺子生意清要关张了，车夫们又念叨什么新规矩了……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写在文章里，字才有气力。”
这话，七分是真。沈先生的批注里，确实屡次强调“观察”与“生活实感”。但剩下的三分，是她绝不能明言的隐忧。
她不能“躲”在家里写文章。至少在眼下，绝对不能。
写文章换稿费，这事儿比卖烟挣钱更“虚”，也更扎眼。一个车夫家的九岁囡囡，能识字已属稀奇，还能写出换铜钿的文章？这消息若是在弄堂里传开，会引来多少探究、嫉妒，乃至祸端？王癞子那双浑浊却闪着精光的醉眼，宁波阿婆挡回去的那次试探，都像警钟在她心里敲着。闷头在家“创作”，无异于树起一个靶子，告诉那些暗处窥伺的眼睛：这陈家，有蹊跷，有不为人知的进项。
相反，每日雷打不动地背着木托板出门，混迹于市井，汗水与尘土才是最好的伪装。卖烟是看得见的辛苦钱，是弄堂里无数贫家孩子都可能做的营生，最不起眼，也最安全。
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她必须“听”。
历史的洪流正在远处蓄势，那沉闷的咆哮声，她比这个时代任何弄堂里的人都“听”得更真切，也更恐惧。六月底了，距离那个她刻在骨子里的日子，又近了一步。东北的烽火一旦燃起，上海这看似繁华的孤岛，又能安稳几时？明年的“一·二八”，那场她只在教科书上读过几行描述的战事，会有多惨烈？华界会成为战场，空袭的恐怖会笼罩城市……这些模糊而可怕的画面，时常在她噩梦中闪现。
她只知道大概，却不知道具体。具体何时会乱？乱成什么样？米价会飞涨到何等地步？哪里才是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她只依稀记得，似乎租界——特别是法租界——在战火中成了一处畸形的“安全区”。
她需要信息，需要从街头巷尾最真实的脉搏里，去触摸那山雨欲来前的、最细微的颤动。卖烟人的身份，就是她最好的掩护和接收器。
“出去跑跑也好，”父亲陈大栓搁下碗，用粗糙的手背抹了把嘴，声音低沉，“姑娘家，见识多了，心气就不一样。总比窝在屋里头发霉强。”他看了二丫一眼，那目光里有种复杂的了然，似乎并不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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