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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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阿笠博士家地下室。
灰原哀看着显微镜，眼睛布满血丝。她又熬了一夜，但这次不是为了研究抑制剂，而是在观察——观察自己的血样。
昨夜注射抑制剂后，她每隔一小时抽一次血，分析那种异常蛋白质的活性变化。数据很明确：抑制剂有效，但只是暂时的。蛋白质活性在注射后八小时开始缓慢回升，预计二十四小时后会回到原水平。
这意味着，如果需要长期维持，必须每天注射。
而她只有二十支。只够一个人维持二十天。
如果给二十个人用，每人只能维持一天。
这种数学题，答案残酷得不需要计算。
她关掉显微镜，走到工作台前。台子上放着昨晚完成的二十支抑制剂，旁边是她准备的另一个东西——一个小型冷藏箱，内部温度恒定在4摄氏度，可以保存抑制剂三个月。
三个月。如果世界能维持三个月的话。
她拿起冷藏箱，走到地下室角落，移开一块松动的地砖。下面是一个小型保险柜——博士很久以前藏的私房钱的地方，现在空了。她把冷藏箱放进去，锁好，盖上地砖。
这是她的“种子”。最后的希望。
虽然她也不知道，这希望到底是给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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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
候诊室里坐满了人。咳嗽声、婴儿啼哭声、老人絮叨声混在一起，空气里有消毒水和疾病的味道。电子叫号屏上数字跳动，护士推着轮椅匆匆经过。
一个中年男人坐在角落，脸色苍白，额头有细密的汗珠。他不停看表，手指无意识地敲击膝盖。
“你怎么了？”旁边的大妈问，“脸色这么差。”
“没、没事。”男人勉强笑笑，“就是有点发烧，可能感冒了。”
“最近感冒的人可多了。”大妈说，“我家儿子也发烧，说是公司空调太冷。不过打了保护伞的新疫苗，说是能防流感，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男人没有接话。他想起自己上周也打了那针疫苗——公司组织的，说是员工福利，可以预防多种传染病。他当时还挺高兴，觉得大公司就是好。
但现在，他不确定了。
因为从三天前开始，他感觉不对劲。不是普通感冒的乏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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