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不断，使得乌斯藏不敢对大明不恭顺，从太祖以来，对于乌斯藏的政策就是很稳定的，也就是所谓的多封众建，因俗以治，这是两个主要的手段，，两者构成表里关系：前者为政策措施支撑，后者为政情民俗基础。
所谓的多封众建，就是欲分其势而杀其力，在乌斯藏，对于他们国内的大小僧俗势力，都予以承认，太祖皇帝还下诏称：“朕自布衣开创鸿业，荷天地眷佑，将士宣劳，不数年间，削平群雄，混一海宇。惟尔西番朵甘、乌思藏各族部属，闻我声教，委身纳款，已尝颁赏授职，建立武卫，俾安军民。尔使者还言，各官公勤乃职，军民乐业，朕甚嘉焉。尚虑彼方地广民稠，不立重镇治之，何以宣布恩威。兹命立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其朵甘、乌思藏亦升为行都指挥使司，颁授银印，仍赐各官衣物。呜呼！劝赏者，国家之大法；报效者，臣子所当为。宜体朕心，益遵纪律。”
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册封这些乌斯藏的地方势力，使得他们大小相制，不能够威胁大明，而所谓的因俗而治，就是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深远影响，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领和人士，推行僧纲制度，通过宗教加强大明对广大藏区的影响。当时藏传佛教在乌斯藏派系颇多，除控制卫藏地方政权的帕竹噶举派以外，尚有势力遍及川、康、卫藏的噶玛噶举派，以及势力仍强的萨迦派和后来居上的格鲁派等。
大明对于这些宗教势力都予以册封，以多封众建和因俗而治互为表里，即“多封众建”为表，则“因俗以治”作为其政情民俗的基础和政策理念为里；若“因俗以治”为表，则“多封众建”作为其政策措施的支撑为里。这套政策从大明初年一直使用到现在，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到了现在，确实是需要予以调整了，主要就是乌斯藏和大明的情况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就是乌斯藏的变化，帕木竹巴政权的衰落和藏巴汗的崛起，改变了乌斯藏的政治格局，原本对于大明来说，帕木竹巴政权是乌斯藏最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朝廷只要能够控制住帕木竹巴，再控制住各个活佛、法王等，就足以将乌斯藏安定下来了。
但是从嘉靖末年以来，藏巴汗政权崛起，帕木竹巴政权相对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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