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婉接过那张盖着县教育局红戳的牛皮纸,目光在上面扫过。
纸上密密麻麻列着一长串名字,后面跟着预估的总分。红星厂这次参加高考的一共有两百一十八人,在这张过线预估单上,居然足足占了一百六十多个名额!
这可是七七年恢复高考的头一年,全国几百万人过独木桥,录取率低得吓人。
红星厂这帮平时拿锄头、握扳手的大老粗,硬生生靠着唐婉那套“军歌洗脑法”和空间里拿出来的绝密资料,在县里杀出了一条血路。
周桂花从走廊里跌跌撞撞地扑进办公室,眼泪糊了满脸,手里死死攥着一张小纸条。
“厂长!厂长啊!”周桂花一把抱住唐婉的胳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俺没做梦吧?那个戴眼镜的干部刚才在楼下发条子,他喊俺啥你知道不?他喊俺‘周桂花考生同志’!”
这四个字从周桂花嘴里抖出来,带着一股子压不住的酸楚和狂喜。
她活了三十多岁,在老家被叫“死丫头”,嫁了人被叫“老张家媳妇”,生了娃被叫“皮蛋他娘”。
这辈子,头一回有人正儿八经地喊她一声“同志”,还是前面加了“考生”两个字。
“你看俺这分数!”周桂花把那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纸条怼到唐婉眼前,“算术!俺算术考了八十五分!那个干部说,这分数在全县都能排得上号!俺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的农村婆娘,咋就能考这么高呢?”
唐婉反手握住周桂花粗糙的手,拍了拍她的手背:“嫂子,这叫厚积薄发。你平时在车间算几百号人的计件工资,脑子里早就装了个算盘。
那些书本上的公式,不过是把你脑子里的算盘换了个说法。这分数是你一笔一笔账算出来的,谁也抢不走。”
周桂花听完,哭得更大声了,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又哭又笑。
楼下空地上,赖大娘的嗓门已经盖过了拖拉机的轰鸣声。
她一手拿着扫帚,一手叉腰,拦住路过的家属院军嫂,吐沫星子乱飞:
“看见没?看见没!俺家厂长带出来的兵,全都是大学生苗子!桂花那脑瓜子,以后可是要进大城市当大会计的!
谁以后再敢说咱们红星厂的人是泥腿子,老娘拿扫帚疙瘩抽烂他的嘴!”
平时跟赖大娘不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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