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的调度科科长——他年轻时在德国留过学，接触过这类设备。还有一个，是刚从上海调过来的大学老师，在山东海洋学院教书。”
他放下手掌，走回办公桌前坐下来，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你想想——全青岛几百万人，能摆弄那个玩意儿的人，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你让咱们厂里的会计、销售科的小年轻们去学电脑，学得会吗？就算学得会，那得花多长时间？谁去教他们？”
他放下搪瓷缸子，语气里带着一种老同志特有的务实和谨慎：“张家栋同志的思想是超前的，这个我知道。可超前太多，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好事，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摔跟头啊……”
张瑞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好一会儿。陈科长说的这些，他不是没有想过。可他又想起了那天在合作社办公室里，张家栋说那番话时的眼神，那是一种笃定到了骨子里的从容，不像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主意。
他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然后放下，抬起头来看着陈科长：“陈科长，那您看，这事儿……咱们是办，还是不办？”
办公室里安静了大约十几秒。
然后，陈科长忽然笑了一下，目光落在张瑞脸上，语气不紧不慢地说道：
“张厂长，你跟张家栋同志打交道也有一阵子了。你觉得，他这个人是那种拍脑袋做决定的人吗？”
张瑞微微一怔，随即摇了摇头：“不是。张厂长做事，向来是走一步看三步的……”
“那不就结了。”陈科长站起身来，走到窗边，背着双手，望着楼下那条灰扑扑的街道，“张家栋同志这个人，我跟他也打了不少交道了。从他们合作社搞服装厂、搞饮料厂、搞玻璃厂，到帮你们冰箱厂翻盘，哪一件事是他没想清楚就干的？哪一件事最后没干成的？”
他转过身来，目光笃定地看着张瑞：“他要是一拍脑袋说要引进一台注塑机、多盖一座厂房、多招几十个人，那我可能还得替他掂量掂量。可他说要引进电脑，这事儿，我反而信他。”
张瑞有些意外：“陈科长，您就这么信他？”
“我不是信他这个人。”陈科长走回办公桌前，坐下来，语气里带着一种多年基层工作磨出来的判断力，“我是信他这些年的眼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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