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记点了点头，站起来，两只手撑着桌沿，微微前倾着身子：“那就这么定了，从现在开始，轧钢厂所有相关档案、账目、手续，全部封存，任何人不得私自调阅、不得私自转移、不得私自销毁。各车间主任回去做好工人的安抚工作，告诉他们——厂里已经表态了，严查，绝不姑息。工人有什么诉求，通过正常渠道反映，不要冲击办公楼，不要影响厂区正常秩序。”
书记说完站直了身子，在座的人都知道会议结束了，没有人再多说什么，各自推开椅子站起来，面色凝重地往外走。
他们心里都清楚一件事：表态归表态，但这件事查下去，在座的绝大部分人都要受到牵连。
抚恤金发放、遗属补贴拨付、工位顶替审批——这些环节涉及到的科室和分管领导太多了。
就算自己没沾一分钱，一个“监管不力”的处分是跑不掉的。
轻的记过，重的降职，再重一点的，调离岗位，但没有人说一句反对的话，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
办公楼外面工人的怒吼声隔着两层楼板都能听见，谁敢在这个时候替自己辩解，谁就是活靶子。
办公楼一楼东头，广播室门口，孙大勇站在门外，后背靠着墙，脸对着走廊里那几个被他踹老实了的保卫干事。
孙大勇没有再喊话，也没有再敲门，孙大勇心里清楚，这事不是踹一脚就能解决的。
钟国胜私闯厂区、擅自使用广播设备、在全厂高音喇叭里实名控诉——从程序上说，每一条都违反了厂规。
但问题是，谁敢动他？
外面的工人盯着，厂门口的居民堵着，喇叭里那三句灵魂拷问已经把所有人的心都揪住了，这时候要是把钟国胜从广播室里拖出来，铐上带走，外面那些工人能把办公楼拆了。
孙大勇靠在墙上，心里翻涌的却全是愧疚，钟大山的儿子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被饿得在地上爬不起来，他对此一无所知。
只因为有人跟他说“安置得很好”，他就信了。
去年年底他甚至想过要去看看钟大山的家属，但年底事多，想着“等忙完这阵就去”，一忙就忙到了现在。
现在想来，哪怕他去一次，哪怕他跟钟国胜说一句“有困难来找我”，事情都不会闹到今天这一步。
今天这事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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