瑟瑟发抖，是如何在接到那张改变命运的调令时，对着那个黑瘦的青年千恩万谢，几乎要跪地叩首。
“老丁啊，”丁母穿着一身新做的、料子挺括的灰色列宁装，端着重新配给到的景德镇细瓷茶杯，里面泡着香片，语气里带着一种刻意压制的、却掩不住的轻松与满足，“这次回来，我总觉得，领导们对咱们……似乎格外的重视和关心啊。你看，这房子，这办公室，还有这茶叶，都比咱们下去之前，还要好些。”
丁父坐在舒适的藤椅上，鼻梁上架着擦拭一新的金丝眼镜，手里拿着一份《参考消息》，闻言抬起头，嘴角露出一丝矜持而了然的微笑，他推了推眼镜，用一种带着历经沧桑后洞明世事的口吻说道：“是啊，知识分子的春天，终究还是要来的。我们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吃了这么多苦，如今沉冤得雪，组织上给予适当的补偿和尊重，也是应该的。这说明，国家和人民，终究是需要我们这些人的知识和经验的。”
顺境，如同一剂效力强劲的迷幻药，能让人心的边界无限膨胀。他们几乎是以一种迫不及待的速度，完成了从惊弓之鸟般的“劳动改造对象”到重新归位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隐隐觉得自己是比过去那些一直待在城里的同事更“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他们“经受了革命的考验”，“深入过基层”，“对国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是历经磨难后显得更为“纯粹”和“珍贵”的财富。
而这种迅速膨胀、甚至有些扭曲的自我认知与优越感，最先、也最直接地投射到的，便是远在黑土地上的女儿丁秋红的未来，以及那个在他们此刻看来，无论如何都与自家崭新环境“格格不入”的知青——林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