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在厨房里洗土豆。他把念珠戴在手腕上。”
她停下来咳了两声。那种带着杂音的咳嗽，像是肺在替她说她说不出口的那部分。她用手掩住嘴，咳嗽停止了。她把手放下，放在膝盖上，看着手腕上的红绳。
“他从来没有向我要过任何东西。我给他的，都是我自愿的。但我还是觉得，我欠他。欠他什么，我说不清楚。也许欠他一个不用做选择题的未来。也许欠他一个不用和他爸决裂的借口。也许只是欠他——”她低头看着手腕上的红绳，洛萨节那根已经褪成了浅红，和平塔那根暗成了铁锈色，金刚结那根还在，颜色最正，结扣最结实，“欠他一个不用被他爱的人拖累的机会。”
陆震廷把茶壶端起来，给她已经凉透的杯子里续了热茶。蒸汽从壶嘴升起来，在两人之间形成一道薄薄的白雾。白雾在茶室昏暗的灯光下缓缓上升，散开，消失。他重新把茶壶放在茶台上，手指在壶把上停了一下。他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他没有想到谈判会这样发展。他准备的那些话——关于责任、利益、家族、未来——全部被她的三个字截住了。我欠他的。她的这三个字里没有委屈，没有愤怒，没有指控。只有一种他从来没学过怎么应对的东西：心甘情愿。
他忽然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贫富、阶级、文化——而在于他做每一件事都在算计得失，而她做每一件事都在还她认为欠下的债。他为陆云做了他认为是“保护”的事——冻结账户、收走车、施压联姻。那些事都在账本上留下了数字——清晰的、可量化的数字，可以被写进董事会决议和财务报告里的数字。她为陆云做了她认为是“还债”的事——把阿妈的念珠戴在他手上，把最好的毯子送给他母亲，每天早上跪在窗前为他点一盏酥油灯。那些事从来不在任何账本上。它们没有数字。但它们比任何数字都更重。
“你不需要现在就给我答复。”陆震廷说。他把茶壶放回茶台上，壶底和茶托相碰发出一声轻响——那声响很脆，像冰块掉进玻璃杯。
尼玛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她只是把茶杯端起来，抿了一小口。茶还是温的。那股陈年的醇香在她舌尖上停留了一瞬，然后顺着喉咙滑下去，在胸口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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