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泛黄发脆，每一页都写满密密麻麻的数字，需要逐笔核对，耗时又费力。
我耐着性子，从1月到12月，一笔一笔核对，将标注“西库房”相关的支出单独标记，整整耗费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在12月中旬的台账中，发现了一处异常：一笔数额为三千二百元的物料采购支出，备注仅写“西库房杂项”，无具体采购物品名称，无供货方信息，报销凭证残缺不全，只有半张模糊的票据，经手人签字被墨迹涂抹，根本无法辨认，而这笔款项，在赵强、周明山的所有供述中，从未提及，属于彻头彻尾的账外资金。
这一发现，让我紧绷的神经瞬间绷紧，三千二百元，在九十年代初绝非小数目，足以抵得上普通职工一年的工资，如此大额的不明支出，没有明细、没有完整凭证、经手人模糊，恰好与残纸中“钱藏西库房”相互印证，足以说明，当年西库房除了已知的赃款，还有一笔未被追查的资金，而这个被涂抹签字的经手人，极有可能就是那个“知情者”。可时隔三十年，凭证残缺，字迹难辨，想要找到这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临近中午，暑气渐渐升腾，窗外的蝉鸣愈发急促，前来办事的街坊陆续到来，我立刻收敛所有思绪，将账册、记录全部收好，恢复往日温和的模样，耐心接待每一位街坊。有老人来查户籍档案办理养老认证，有年轻人来开身份证明，我都熟练地查找、核对、复印，笑着与他们寒暄，听他们说着小镇的新鲜事，脸上没有露出丝毫异样。听着街坊们满足的话语，看着他们平和的笑容，我更加坚定了谨慎行事的决心，无论真相如何，都绝不能打破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
中午简单吃过午饭，我没有休息，继续翻查临时工登记册，当年工厂有大量外来临时工，没有固定户籍，信息登记简单，流动性极强，这类人员最容易隐匿身份，也最容易被案件调查忽略。我逐页翻看1991年西库房临时工信息，上面只记录了姓名、籍贯、入职时间，没有身份证号、没有联系方式、没有离职去向，大多是周边村镇的务工人员，干几个月便离开，根本无从追查。
下午，王大妈提着刚蒸好的槐花包来到档案室，看我整日埋头旧档，眼底满是心疼，拉着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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