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听说后来搬走了,好像是受不了闲言碎语,也找不到人,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老民警叹了口气,“当年这种事,多了去了,谁敢跟周明山、张为民对着干啊。”
我握着那份薄薄的档案,走出派出所,心里沉甸甸的。
周明山已经伏法,郑怀安也判了无期,可没想到,时隔这么久,居然还能发现这样的线索。如果林建国真的也是被灭口的知情者,那这桩案子,就远没有真正结束。
回到档案室,我坐在桌前,看着那几封被压下的信访信,看着林建国的入职登记表,心里翻江倒海。案子已经结了,所有人都以为尘埃落定,可这些被遗忘的细节,却像一根根细刺,提醒着我,当年的罪恶,可能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更黑暗。
我没有立刻声张,只是把这些材料单独整理出来,锁进了档案柜。我知道,现在不能轻举妄动,必须先找到更多证据。
傍晚,我去了一趟后山陵园,在五座墓碑旁,找到了一处杂草丛生的地方,那里没有碑,只有一堆乱石。听守陵的老人说,这里当年埋过一个无名尸,是1992年秋天在机械厂后面的乱葬岗发现的,没人认领,就草草埋了。
我站在那堆乱石前,心里一阵发酸。如果林建国真的在这里,那他就不是“自动离职”,而是被埋在了这里,无人知晓,无人祭拜,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回到档案室,夜色已经深了,我坐在灯下,重新梳理所有线索。林建国的失踪,信访信里的暗示,潦草的离职手续,无人认领的无名尸……这些碎片,一点点拼凑起来,指向了一个可怕的可能:当年周明山团伙的灭口名单上,还有第六个人。
我没有害怕,反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案子结了,不代表真相就结束了。只要还有疑点,还有被遗忘的冤屈,我就不能停下。
窗外的雨又下了起来,敲打着档案室的窗棂。我把林建国的档案和那些信访信,小心地收进文件袋里,心里已经有了决定。明天,我要去市里的档案馆,查一查1992年的失踪人口记录,再想办法联系林建国的家属,无论有多难,我都要查清楚,他到底去了哪里。
旧案的余波,还在翻涌。故纸堆里的微光,又一次照亮了被遗忘的角落。永安镇的安宁之下,还有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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