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终止服务协议，首期款已支付，但未完成约定第一阶段交付物（详细诊断报告讨论与确认）后的服务。存在款项追索和协议处置问题。”实习生在项目记录中写道，语气带着沮丧和不安。这是实验室转向个人和小微企业服务后，签订的第一个正式企业服务协议，也是第一次遭遇客户“跑路”式违约。
古民看着那条“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的系统提示，以及实习生整理的通联记录，脸上没什么表情。这结果，他并非完全意外。陈广发的困境是真实的，但他的行为模式，是许多陷入绝境的小企业主的典型缩影：恐惧“刮骨疗毒”的痛苦，渴望“神药速救”的奇迹，在理性方案与情感（或面子、或侥幸）的撕扯中，最终往往选择逃避，或扑向另一个更诱人却更危险的陷阱。
“古老师，我们现在怎么办？要发律师函吗？还是上门去找他？”实习生问，语气有些紧张。合同金额不大，但对于初创的实验室而言，每一笔收入都很重要，更关键的是，这涉及到实验室的声誉和流程。
古民思考片刻，摇了摇头：“暂时不用。律师函成本不低，且执行困难。上门找他，意义不大，甚至可能激化矛盾。他现在是逃避心态，我们越追，他可能躲得越远，甚至反咬一口，说我们服务不到位。”
“那……首期款和合同……”
“记录在案，标记为‘坏账风险’。暂时搁置。”古民平静地说，“这是我们服务这类客户必须预见的风险之一。他们支付能力脆弱，决策受情绪和短期压力驱动极大，对长期、痛苦的理性方案依从性极低。陈广发大概率是找到了他想象中的‘快钱’渠道，或者决定用另一种更危险的方式‘赌一把’，所以急于切断与我们的联系——因为我们的存在和提醒，本身就是对他选择的否定和压力。”
他顿了顿，看向实习生：“这次事件，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记录下来：第一，面对现金流濒临断裂的小微企业主，签约前需更严格评估其接受‘节流止损’方案的意愿和执行力，而不仅仅是被其‘求助’姿态打动。第二，付款方式可能需要调整，提高首付比例或采用更灵活的按结果付费模式，降低我方风险。第三，服务过程中，对客户数据提供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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