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淡下去。他勉强笑了笑，说再考虑考虑，便匆匆离开了。之后几天，古民的实习生跟进过两次，陈广发都含糊其辞，说在想办法，在谈别的渠道。
然后，就是陈广发主动联系古民，表示愿意接受实验室的咨询服务，签订了一个为期三个月、分阶段收费的“企业财务健康辅导”协议。协议明确了服务内容：协助梳理账目、制定详细的债务重组与业务收缩计划、提供现金流管理工具模板。首期款（合同金额的30%）在签约后支付，用于启动诊断和方案细化。
古民虽有疑虑，但考虑到对方可能最终想通了，且协议对服务内容和交付标准有清晰界定，便安排了实习生开始前期工作，收集更详细的财务数据。首期款，陈广发也如约支付了——虽然是通过信用卡分笔刷出来的，但毕竟到账了。
工作开始推进。但很快，问题出现了。陈广发对提供详细的财务数据（特别是银行流水、债务明细、供应商合同）变得拖拉、躲闪，总是以“账目在会计那里”、“最近太忙”、“有些单据找不到了”为由推脱。当古民团队根据已有信息，草拟出更具体的“止血”措施建议（包括需要立即约谈的几家拖欠最严重的客户名单，以及建议优先关停的生产线评估）时，陈广发的反应变得抗拒。
“这个客户不能催太紧，以后还要合作呢！”
“那条生产线关不得，关了我人心就散了！”
“工人跟了我好多年，这时候辞退，我成什么人了？”
他不再提“过桥资金”，但对任何需要他立即做出艰难取舍、可能损害现有“关系”和“摊子”的建议，都本能地回避。古民几次电话沟通，陈广发的语气越来越焦躁，也越来越敷衍。
直到一周前，实习生按照计划，将整理好的第一阶段诊断报告和初步行动计划发送给陈广发，并要求预约时间进行线上讨论。陈广发没有回复。实习生电话联系，被按掉。再打，关机。
古民亲自拨打，同样无法接通。他发微信，发现消息被拒收——他被拉黑了。尝试用其他号码联系，接通后，陈广发的声音充满疲惫和不耐烦：“古老师，你们那套我搞不了，太慢了，我等不起！就这样吧，别找我了！”说完便挂断，再次失联。
“客户失联，初步判断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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