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春的四九城，还带着倒春寒的冷劲儿。
北京火车站月台上，人挤着人。
铁皮高音喇叭里，《东方红》的曲调拉得又高又亮，混着人声、脚步声，还有绿皮特快刹车时刺耳的铁响。
一团团白汽从车轮底下喷出来，很快又被冷风吹散。
车门打开。
陈才穿着一身笔挺的卡其色风衣，从高干软卧车厢里迈步下来。
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人造革旅行包，鞋面擦得干净，裤线也挺直。
旁边几个穿着蓝灰工作服、背着铺盖卷的旅客，下意识往旁边让了让。
这年月，大多数人还裹着打补丁的棉袄。
陈才这一身站在人群里，不用开口，就已经跟旁人拉开了一截。
出了火车站广场。
冷风一吹，陈才抬手拦下一辆人力三轮车。
“劳驾，南锣鼓巷。”
三轮车师傅一看他这身穿戴，脸上的笑立刻热了几分。
“得嘞，您坐稳。”
车轮轧过初春还有些泥泞的青石板路，吱呀吱呀往前走。
马路两旁，国营副食店门口依旧排着买大白菜的长队。
街道办墙上拉着大红横幅。
白底大字写得醒目——
“抓革命，促生产。”
陈才靠在三轮车后座，目光从那些排队的人脸上一一扫过。
有人攥着粮票，有人抱着网兜，还有人为了前后顺序吵得脸红脖子粗。
他没说话。
可他兜里揣着的外汇券、批文，还有德国人的百万马克意向书，已经足够把眼前这套旧日子的缝隙撬开。
外汇券能换设备。
意向书能换批文。
批文一落地，红星厂旁边那片荒地，就能变成轰隆作响的新车间。
别人还在为半斤肉票算计。
陈才已经在算，第一条生产线什么时候开起来。
半个多小时后，三轮车停在南锣鼓巷胡同口。
陈才付了两毛钱车费，单手拎起旅行包，大步迈进四合院高高的门槛。
前院刚好刮过一阵穿堂风。
三大爷阎阜贵正裹着破旧黑棉袄，蹲在水池边洗煤球夹子。
他一抬头，看见陈才进门，那双小眼睛顿时亮了。
“哎哟！”
阎阜贵赶紧把湿漉漉的手往围裙上一抹，弓着腰小跑迎上来。
“陈厂长，您可算回京了。”
“您去上海出差这阵子，咱院里可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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