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任何政策都有利弊，这一项也不意外，给予了这些法师干涉地方刑律的实践机会，毫无疑问地会在培养佛教新兴阶级的同时，也滋养出一批“法阀”、“佛阀”，而且也不会所有的法师都遵守高殷的既定路线，定然有和地方官商士绅勾结、欺上瞒下、鱼肉百姓的事情发生；
可如果不推行这项政策，这些弊病就没有了吗？现在大齐本身就有世家豪门、军头督将和官员借用宗族和权力横行乡里的事情，哪怕是齐国皇族挂名的渤海高氏和高殷的母族赵郡李氏，这种事情也一定会有，而且数量不少。
因为他这个皇帝所代表的皇权和朝廷本身就在压迫且剥削着全体国民，从上层往下推，各豪族欺压流民以自肥的事情也一定有，只是难以追究，而且出于政治默契而不深究罢了；
既然大齐的局势本身就是半烂不烂的，那么引入一个新兴阶级将局势搅浑，就不是一个失策之选了。
就好像东汉同时引入了地方豪强士大夫、外戚和宦官三驾马车，虽然互相掣肘，跑得很辛苦，但总是能跑起来，在皇帝多年失能的情况下磕磕绊绊地维护东汉皇权一百多年，这种时候就完全不能改革了，毕竟系统能跑就不要试图修复BUG，何进受到袁绍的唆使，打算修复宦官这个BUG，马上自己就被杀毒了，随后东汉局势崩溃，系统无法运行；
曹丕“吸取教训”，上来就把宗室、外戚、宦官全部扬了，鸡蛋全部放在世家这个筐里，结果就是司马家找准机会，轻轻甩钩，朝权就从曹氏手中易手，成就了司马家的霸业。
因此国中无派千奇百怪，中下层的势力派系复杂还能维持国家的运转，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政权根基已经扎根了一大半，这时候再引入一个偏向保皇忠朝的势力派系，就能有效测试出皇权在底层的影响力：
如果这个佛教法师新势力迅速被驱逐，无法融合进大齐各阶层，那就说明这个方向的改革是错误的，律法和宗教不能合而为一，相对的，更激进的灭佛行动也就不可取，纵使一时用朝廷的刀兵取得压制，未来也一定遭到疯狂反弹；
如果可以融合，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各势力的某些诉求，取代了落后的旧势力，并且由于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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