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插上了一面小小的蓝色旗帜，代表德国海军依然存在，依然能战。
然后，他在凡尔登位置，插上了一面红色旗帜。
那里的战役，刚刚进入最血腥的阶段。而他准备好的下一张牌——那些能够碾过铁丝网和壕沟的“农用设备”——即将登场。
时机，快要成熟了。
伦敦，白厅，海军部大楼二层会议室，1916年7月11日上午10时。
长条形的橡木会议桌上铺着深绿色丝绒桌布，摆放着银质水壶、瓷质烟灰缸和整齐的文具。阳光透过高大的拱形窗户斜射进来，在抛光的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却驱不散房间里沉重的气氛。
墙上的巨幅欧洲地图前，第一海务大臣亨利·杰克逊海军上将双手撑在桌沿，盯着那条从瑞士边境一直延伸到北海的西线。红色的实线代表德军防线，蓝色的虚线代表英法联军——在凡尔登地区，蓝线被压出一个凹陷；在北海位置，一个新插上的黑色图钉标记着“铁公爵号沉没处”。
会议室里坐着十二个人：海军部的三位上将，陆军部的四位将军，外交部的两位官员，以及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的私人秘书。所有人面前都摊开着一份刚刚印刷出来的报告，标题是《北海7月7日遭遇战评估及后续战略建议》。
空气里弥漫着雪茄烟、汗水和焦虑混合的气味。窗外的伦敦街道上，报童正在叫卖晨报，头条还是三天前纽卡斯尔遭炮击和“铁公爵号”沉没的消息。战争进行到第三年，英国民众的耐心正在消磨殆尽。
杰克逊上将转过身，花白的眉毛紧锁着：“先生们，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三天前，德国人炮击了我们的港口，在我们的家门口击沉了一艘战列舰，然后大摇大摆地溜走了。民众在问：皇家海军到底在干什么？”
陆军大臣基奇纳勋爵沉声道：“海军的问题先放一放。凡尔登那边，法国人快撑不住了。贝当昨天发来急电，说德军投入了新的部队——穿着德军制服的亚洲人，作战方式极其野蛮，完全不计伤亡。法军在过去一周又损失了四万人。”
“亚洲人？”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挑起眉毛，“樱花国人？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西线？”
“我们也不确定。”军情五处负责人弗农·凯尔上校开口，声音干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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