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是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四十多岁，灰发梳得一丝不苟，西装笔挺，袖口露出洁白的衬衫。哪怕在战时的广州，他依然保持着下午茶的习惯，手里拿着一个银质的茶杯。
但他开口第一句话，就很直接。没有寒暄，没有客套。
“将军，请允许我以一个朋友而非记者的身份提问：您认为，您能赢吗？”
陈树坤没有直接回答。他给莫里森倒了杯茶——是普洱，红褐色的茶汤，冒着热气。阳光透过茶杯，映出温暖的光。
“莫里森先生，你在上海亲眼看到了虹口的战斗。你觉得，日本人的战斗力如何？”
“强悍，但并非不可战胜。”莫里森斟酌用词，放下茶杯。指尖划过杯壁，感受着那点温度。
“他们的步兵训练有素，但战术僵化，过于依赖‘肉弹突击’。他们的炮兵和空军，在您的部队面前，显得……过时了。”
“那么，如果日本人再来，带着三倍于虹口的兵力，五倍于虹口的火炮，和最新的飞机呢？”陈树坤看着他，目光平静。
莫里森端起茶杯，没有喝。阳光落在他的脸上，映出他眼底的凝重。
“那将是一场灾难。对您，对上海，对中国。”他顿了顿，放下茶杯，声音低沉。
“这也是伦敦某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您最好的选择，是在获得一次辉煌胜利后，体面地退出，与日本和谈。以您目前的威望，蒋委员长会愿意给您一个足够高的职位，而日本为了尽快解决上海问题，也会在条件上让步。”
陈树坤笑了。不是讥讽的笑，是真的觉得有趣。他靠在椅背上，阳光落在他的脸上，暖融融的。
“莫里森先生，你知道今天早上，广州一个卖云吞面的阿婆，给我捐了什么吗？”
“什么？”莫里森挑眉。
“她丈夫的抚恤金。”陈树坤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沙哑。
“她丈夫是粤军老兵，打陈炯明时死的，抚恤金二十块银元，她存了十年，一分没动。今天早上，她全部捐了，说‘给我男人报仇’。”
陈树坤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莫里森。夕阳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挺拔。
“这样的阿婆，广州有成千上万。这样的百姓，中国有四万万。他们捐出的不是钱，是命，是九十一年来憋在胸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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