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战”两个字，像一块被雨水打湿了的旧棉絮，堵在上海滩六百多万人的心口，不轻不重，却实实在在地闷着，透不过气，也暖和不起来。
仁安里三楼陈家的早晨，依旧是从陶罐里铜元轻微的碰撞声开始的。陈大栓还是每日天蒙蒙亮就起身，拉着那辆租来的、漆皮剥落得更厉害的黄包车出门。只是脸上的神色，比战事最激烈时，更添了一份茫然的疲惫。仗是不像之前那样日夜轰鸣了，可外头并没有真的“太平”。
无线电里的消息，一日日，冷水浇头般，让人刚升起的一丝希冀，又沉甸甸地压回去。
“三月四日，倭军向黄渡进攻，被我军击退……我军一度克复浏河，因后援不继，仍退守第二道防线……”
“日内瓦国联通过中倭停战决议案……”
听起来像是有转机。可紧接着：
“三月六日，我军接受国联议案停战；倭方仍进击。”
“三月七日，倭机轰炸京沪铁路。”
“三月八日，倭军窥太仓，被我击退。”
“三月九日，倭方发表不撤兵声明。”
……
一桩桩，一件件，像钝刀子，慢悠悠地割着人心。弄堂里原先还有几声“停战了总归好点”的议论，渐渐也息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见怪不怪的麻木和隐约的愤懑。原来，“停战”不过是换了个名头的对峙与骚扰。倭军的枪炮，并未真正收回去。
陈大栓拉车的生意，果然如他所料，没有因为“停战”而好转。王老板那里的“慈善价”没能维持几天，份子钱又涨回到了十五个铜元一日，话还说得漂亮：“陈师傅，现在世道艰难，车行也要开销，大家互相体谅。”陈大栓只能闷声应下。租界里人心惶惶，华界那边更是凋敝，愿意坐车、舍得花钱的人少之又少。他每日穿行在依旧冷清、时而能见到断壁残垣的街巷，耳边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和车轴缺油的吱嘎声，便是偶尔从远处传来的、不知是演习还是挑衅的零星枪响。这“停战”后的营生，做得比战时还要憋屈，还要无望。
家里，李秀珍和大丫依旧操持着家务和裁缝活计。灶披间里的烟火气倒是比战时浓了些，至少敢放心开火烧饭了，但下锅的东西，还是那些囤积的干货居多，新鲜菜蔬金贵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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