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陈醒面前：“四十二块。都是这几年，牙缝里省下来，一块块攒的。本来想着……唉。”
四十二块银元。加上陈醒的三十块，家里一共有七十二块银元现洋。国币一百零五元。
陈醒在心里快速计算。按照她最近刻意打听来的、已经混乱不堪的黑市行情，国币兑换银元，贴水惊人，而且极不稳定。乐观估计，一百零五元国币，大概能换到……五十块银元？这还得是票子新、渠道可靠的情况下。
那么，全家总资产，折合成最保值的银元，大约是：72（现洋）+ 50（国币折算） + 15.4（日常罐折银元，这里面的纸币和铜板也要打折）≈ 一百三十七块银元左右。
她把这个数报了出来。末了，又补充一句：“我自己……还有一点零散铜元和角子，没算进去，大概……合七八块银元吧。”这是她最后的机动钱。
一百三十七块银元。
在1931年深秋的上海，对一个拉车为生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惊人的、足以让弄堂里绝大多数人家眼红的“巨款”。这是陈家历经磨难、几乎榨干每一分力气才积累下来的“家底”。
然而，屋里没有一丝轻松的气氛。
陈大栓盯着那堆钱，眼神复杂。这里有他风里雨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拉出来的血汗，有二丫熬夜写字换来的“脑力钱”，有妻子女儿节衣缩食抠出来的“活命钱”。可此刻，它们堆在一起，却显得那么……不确定。
“一百三十七块……”他喃喃重复，粗糙的手指无意识地划过一枚银元冰凉的边缘，“听起来不少。可要是搬进租界……”
话不用说完，大家都明白。
陈醒这几天跑下来，对租界的开销已经有了更具体的概念。法租界边缘，一间像样些、能住下一家五口（算上偶尔回来的大哥）的亭子间或前楼，月租至少十块银元起步，年付押金更是一笔。这还是相对便宜的。日常开销，米、煤、菜、油，样样比南市贵。自来水、电灯（如果有），都是额外支出。父亲若还想在租界拉车，少不了要给巡捕、包打听打点。大哥若回来，也要开支。还有，万一谁有个头疼脑热……
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心病——买车。
“一部像样点的、能跑得动的二手车，翻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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