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得没办法。可这动手打人……总归……唉。”
父亲陈大栓今天回来得特别早，脸色铁青，把车往过道一靠，掀帘进来，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半天没吭声。母亲端上热水，小心翼翼地问：“外头……都说南京那边……”
“嗯！”陈大栓从鼻子里重重哼出一声，端起碗灌了一大口，水有些烫，他嘶了一声，更添烦躁，“无法无天！真真是无法无天了！学生打部长……这、这成何体统！”他骨子里那套“民不与官斗”的老旧观念根深蒂固，虽然痛恨东洋人，也对政府不抵抗憋着火，但听到学生直接冲击中枢、殴打高官，还是感到一种本能的惊惶与不适。
“可……可政府要是一直不吭声，东北……”母亲怯怯地插了一句。
“那也不能这么乱来！”陈大栓猛地提高声音，“这么闹，就能把东洋兵闹走了？只会让上面更乱！到时候……哎！”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说不下去。混乱的时局让他这个最底层的拉车夫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无力。支持学生？觉得他们莽撞。同情政府？又恨其不争。
陈醒静静地听着，没有参与父母的议论。她的心也被南京的消息揪紧了。殴打外交部长，这个在历史书上见过名字的事件，此刻以如此鲜活、甚至有些粗暴的方式呈现在耳边。她能想象那场景：年轻的热血与官僚的冷脸碰撞，积压的悲愤终于突破临界，化作失控的拳头。这不是她所熟知的那种井然有序的抗议，而是绝望下的激烈爆发。效果如何？或许能震慑一下麻木的官僚，但后续的镇压与清算，恐怕也会接踵而至。
她走到窗边，望着铅灰色的天空。她没有去游行的勇气（或者说，深知危险性），也没有渠道像沈伯安那样组织实质性的援助。她只有一支笔，一叠纸，和一颗被时局炙烤得不得安宁的心。
“督促当局作为……”她低声重复着这个词。用文字，怎么督促？像之前那样写《江畔的沉默与街头的声音》，剖析沉默与呐喊，更多是唤起共鸣，是精神上的声援。面对学生直接冲击中枢这样的激烈行动，她的笔，需要更锐利，更需要……策略。
直接批评政府懦弱，呼吁对日宣战？那样的文章，恐怕连《申报》的“自由谈”也未必敢登，即使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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