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日本死了。可能还会死更多人。”
“我知道。”老人的声音很疲惫，“但有时候，牺牲是计划的一部分。在他们眼里，我们所有人都是……数据点。”
通话结束前，老人最后说：“如果你非要查，记住一件事——别相信任何电子记录。他们的系统能改任何东西。要查，就用最原始的方法：眼睛看，耳朵听，脑子记。然后祈祷他们没发现你在看。”
电话挂断。降谷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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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警视厅公安部资料室。
降谷零穿着便服，出示了公安证件。资料员是个中年女性，看了眼证件，默默打开了内部档案库的门。
“你要查什么？”她问。
“所有关于‘特殊外国企业监管’的条例和先例。”降谷说。
资料员敲击键盘，调出文件列表。屏幕上跳出一百多份文件，时间跨度从战后到现在。
降谷开始翻阅。大部分是例行公事：外资企业的安全审查、技术出口管制、高层人员背景调查……但有一条条例引起了他的注意：
《美日特殊合作框架下外国企业特权地位暂行规定》
颁布日期是三个月前，正好是斯特林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条例内容模糊，但核心是：经美日双方共同认定，某些涉及“国家安全和尖端科技”的外国企业，在日本享有“有限司法豁免权和行政便利”。
附件里有企业名单，目前只有一家：保护伞公司。
降谷继续翻，找到一份申请记录——保护伞公司申请调取东京都所有公立学校的历年学生体检数据。申请理由是“青少年健康趋势研究”，批准单位是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的联合审查委员会。
他记下文件编号，让资料员调出原始申请材料。
材料很厚，都是技术文档：研究目标、数据用途、隐私保护措施……看起来无懈可击。但降谷注意到一个细节：数据使用期限写着“永久”，而且允许“向关联研究机构进行二次传输”。
“这些数据已经给了吗？”他问资料员。
“上周就移交了。”资料员调出记录，“保护伞公司派了专人来取，签署了保密协议。”
“能查到他们拿这些数据具体做了什么吗？”
资料员摇头：“后续使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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