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姜汤。谁家有个急难，工场若能帮衬一把，人心自然就拢住了。管事的不把工人当牛马，工人自然会把工场当饭碗。”
又是一阵沉默。这些道理，这些大臣们未必不懂，但由一个女子，用如此平实家常的话说出来，反倒格外有说服力。原来管理工场和管理王府后宅、田庄铺子，有些道理是相通的——你得让人活得有点盼头，干得有点劲头。
“听见没？”林启对工部尚书和负责工坊事务的官员说，“这才是管人！别整天就知道催产量、压成本！把人当人，事才能办好！把这两条记下来，写到工厂管理章程里去！”
会议继续，扯皮继续，但有了赵明月和苏宛儿偶尔从实际角度插几句话，氛围似乎没那么僵了，也能扯出点具体可行的东西。林启心里稍慰，至少，方向没错，办法总比困难多。经济这架最重的马车，只要开始挪，哪怕慢，也比不动强。
……
但另一件事，就让林启没那么好脾气了。
长安“咨议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林启特意抽空去“旁听”。结果，差点没把他气出内伤。
会场设在原长安府衙旁边一个宽敞的旧官廨里。布置得倒是像模像样，中间主位空着（留给偶尔来视察的大员），左右两边摆着长条桌。一边坐的是穿着官袍的“代表”——清一色由府衙推荐、内阁批准的“开明派”官员，以及少数几个“德高望重”的本地士绅。另一边，则是所谓的“各界代表”：两个穿着绸衫、明显紧张得手脚不知往哪放的商人（一个开布庄的，一个开粮店的），三个皮肤黝黑、满脸皱纹、攥着早烟杆不敢抬头的农夫，还有一个老工匠代表，手指关节粗大，低着头盯着自己破旧的鞋尖。
主持会议的，是长安府的一位通判，四十来岁，据说“颇通时务”。只见他拿着内阁下发的新版《商税征收暂行条例（草案）》，清了清嗓子，开始照本宣科。
“……为规范商税，促进货殖，保障国库……特拟定本条例。其一，凡坐贾行商，年入二百贯以上者，课税百分之五；五百贯以上者，课百分之八；千贯以上者，课百分之十二……其二，田宅、牲畜、车船交易，须至官府报备，缴纳契税……其三，严禁偷逃税款，违者……”
他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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