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之后，老李的咳嗽变了。
从前是闷闷的，像嗓子眼里卡了一块棉花，咳两声就过去了。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咳嗽是从胸腔深处翻上来的，带着一种撕裂布帛的粗粝声响，每一声都要把整个人的脊背咳弯，弯成一把拉满了的弓，半天才能慢慢弹回来。阿黄趴在藤椅旁边，耳朵随着咳嗽声一抖一抖地跳，像有两根看不见的线在扯着。它抬头看老李，眼睛里映着炉火的影子，亮得有些不真实。
老李咳完了，靠在藤椅上喘了好一阵。呼吸声粗得像冬天烟囱里的风，呼噜呼噜地响，带着痰音的尾巴拖得很长，然后渐渐弱下去，变成一种疲惫的、细弱的叹息。他伸手去够桌上的搪瓷缸子，手抖得厉害，缸子里的水洒了几滴在桌面上，洇成几个深色的小圆点。阿黄站起来，用鼻子碰了碰他的手指——那手指凉得让它缩了一下。
“没事。”老李低头看它，声音哑得像砂纸在磨铁皮，“就是呛了一口风。你趴着，别起来。”
阿黄没有趴下。它把脑袋搁在老李膝盖上，喉咙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那声音不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细小而潮湿，像冬天屋檐下滴落的雪水。
老李的手落在它头上，粗糙的掌心蹭过它的耳根，力道比以前轻了很多。以前老李揉它的时候，手掌厚实有力，能把它的脑袋揉得整个晃起来，揉得它的耳朵反过来挂在脑门上。现在那只手搁在它头上，像一片落下来的枯叶，轻得几乎没有重量。拇指搭在阿黄眉骨上，那里的毛已经被他摸得稀疏了，露出底下粉白色的皮肤，摸上去温温热热的。
阿黄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
它只知道老李的手越来越凉，以前那股火炉一样的温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散了，散得悄无声息，像灶膛里的余烬被风一层一层地吹走，剩下的只有灰。它还知道老李在藤椅上坐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不是那种悠闲的、翘着二郎腿看天的坐法，而是一种乏力的、不得不坐着的歇法。像是身体里的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地漏掉，他自己也没有办法。
藤椅是竹编的，扶手的位置被老李的手摸了十几年，竹条已经磨出了包浆，颜色从原来的黄白变成了深褐，油亮油亮的，像涂了一层看不见的桐油。阿黄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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