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课程设置，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导引，也有注重动手实践的环节。对于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而言，《考古学导论》这类课程是构建学科框架的基石，而《文物基础认知与保护》则开始将他们引向更具体的领域。
授课的是一位名叫孙雯的副教授，一位四十岁左右，气质干练，说话语速很快的女老师。她不像李教授那样充满历史的厚重感，而是更侧重于方法论和实际操作规范。
“……文物保护，首要原则是‘预防性保护’。”孙教授站在讲台上，激光笔的光点落在PPT的要点上，“控制环境——温度、湿度、光照、污染物；评估风险——自然灾害、人为破坏；以及，建立完善的监测和档案记录体系。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验室、库房乃至考古现场必须时刻牢记的。”
她展示了大量实例图片：因温湿度骤变而开裂的漆木器、因光照过度而褪色的丝绸书画、因不当清理而损毁的金属锈层……触目惊心的案例让台下的学生们直观地理解了理论背后的沉重分量。
“记住，我们的任何干预，都必须是‘可逆的’，并且尽可能‘最小化’。我们不是艺术的再创作者，而是历史的守护者。”孙教授的目光扫过全场，语气严肃。
陆鸣认真地做着笔记。这些系统性的保护理念，与他从系统获得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那些偏向于感知、利用甚至“驾驭”物质能量属性的古老知识，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甚至可说是某种层面的对立。一套是现代科学的、谨慎的、以保存为核心的规范；另一套则是古老的、偏向玄学的、以“利用”和“破解”为导向的秘术。
他仿佛行走在一条无形的钢丝上，左手是现代考古学的严谨，右手是系统赋予的超凡。如何将这两者结合，或者说，如何用右手的力量，去更好地达成左手的目标，是他需要不断摸索的课题。
理论课后，紧接着是安排在考古文博学院大楼地下室的文物保护基础实验室进行实操课。
实验室里弥漫着淡淡的化学试剂和古老纸张混合的气味。一排排实验台上摆放着显微镜、硬度计、pH试纸、各种规格的毛刷、手术刀、镊子，以及一些待处理的文物残片或仿制品。
孙教授和一位实验室助理老师一起，指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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