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是淡淡说了声谢谢，第二天却穿上了。
“明天你去一趟台北。”林默涵放下汤碗，声音压得更低，“明星咖啡馆，找苏老板。告诉她，货单需要重新核对。”
陈明月的手指收紧，毛线深陷进掌心：“紧急程度？”
“一级。”林默涵从怀中取出一张折叠的纸片，“这是新的货单，上面的数字要当面告诉苏老板，不能写下来，也不能说第二次。记住了就烧掉。”
陈明月接过纸片，没有立即打开，而是放进了旗袍的内袋。这个动作很自然，仿佛只是收好一张购物清单。但林默涵注意到，她的指尖在微微颤抖。
“你怕吗？”他忽然问。
陈明月抬起眼睛，直视着他：“你怕吗？”
四目相对。厨房传来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嗒，嗒，嗒，像某种倒计时。远处有狗吠声，一声接一声，在夜色中传得很远。
“我怕。”林默涵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怕任务失败，怕同志牺牲，怕再也回不去大陆，怕晓棠长大了不记得爸爸的样子。”
他很少说这样的话。在组织面前，他是冷静果决的“海燕”；在敌人面前，他是滴水不漏的商人沈墨；在陈明月面前，他大多数时候也是个克制而疏离的“同志”。但此刻，也许是夜太深，也许是鸡汤太暖，也许是陈明月指尖的颤抖触动了他心底某根紧绷的弦。
“但我更怕，”他继续说，每个字都像从胸腔深处挤压出来，“更怕因为我的恐惧，让更多人牺牲，让这片土地永远分裂，让晓棠那代人还要继续承受我们这代人的痛苦。”
陈明月没有说话。她走到林默涵面前，伸出手，轻轻按在他握着汤碗的手上。她的手很凉，他的手很烫。
“我十六岁那年，在北平读书。”陈明月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有个同学，叫周婉婷。我们同桌，她英文好，我数学好，她经常帮我补课。有一天，她没来上学。老师说，她家里有事。第二天，她还没来。第三天，她父亲来学校收拾她的东西，眼睛通红。后来我才知道，婉婷和她哥哥因为参加学生上街运动，被特务抓走了。她哥哥死在了监狱里，她被放出来时，已经疯了。”
林默涵反手握住了她的手。
“从那以后我就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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