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挂断电话之后，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站了整整十分钟。
窗外是张江高科的天际线，下午四点的阳光把那些玻璃幕墙晒得发烫，反射出一片刺目的白光。她的助理敲门进来送了两次文件，每次都被她用同一个手势挡了回去——手掌竖起，指尖并拢，意思是“别说话，出去”。这个手势她在公司里用了七年，所有人都知道，苏总做这个手势的时候，天塌下来也别打扰她。
但现在天没有塌。天好好的，阳光好好的，窗外那些写字楼里的程序员和产品经理们正在享受着下午茶时间，楼下的星巴克里排着长队，一切都在正常运转。是她自己的天在塌——十年前塌过一次，她花了十年时间一砖一瓦地重新垒起来，垒成了一座别人眼里的帝国。然后陆时衍一个电话，她就听到了地基下面传来的、被埋了十年的回声。
“我爸破产那天的晚饭，他吃了吗？”
她在电话里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是稳的。十年商场搏杀教会了她一件事——在任何时候都要稳住声音。谈判桌上稳住了，对手就会露怯；董事会上稳住了，股东就会安心；媒体面前稳住了，股价就不会崩。她把这项技能练到了骨子里，练到连她自己都分不清，那一刻的平稳到底是出于掌控力，还是出于一种更深层的、已经被训练成本能的麻木。
但现在没有对手，没有股东，没有媒体。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和她手里那杯凉透了的黑咖啡。她不需要稳住给任何人看。
苏砚把咖啡杯放在窗台上，转过身，走到办公桌后面的保险柜前。保险柜是德国进口的，指纹加密码双重加密，里面放着她公司最核心的专利文件和商业合同。但她在输入密码之后，没有去拿那些文件，而是从保险柜最深处摸出了一个旧得掉漆的铁盒子。
铁盒子不大，比一本字典还小一圈，表面的红漆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铁皮。盖子上的图案隐约能看出来是两个小人手拉手，下面歪歪扭扭地刻着一行字——“砚砚的宝贝”。那是她六岁那年，父亲用水果刀一笔一划刻上去的。
她打开盖子。里面装的东西很杂：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父亲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把她扛在肩膀上，她揪着父亲的头发笑得露出豁了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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