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句子，几乎能听见导师当年在法庭上念出这些文字时的语调——不急不缓，从容不迫，像在下棋，每一步都算到了终局。他读了二十年导师写的诉状，从学生时代当范文背诵，到工作后逐字逐句模仿学习。但这一次，他读出了不同的东西——在那些逻辑的缝隙里，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刻意。刻意的不是赢了官司，刻意的是赢的方式。不是一击致命的速决战，而是漫长的消耗战——每一次延期申请都把对方往财务泥潭里再推一步，每一次补充证据都让对方多花一笔律师费，每一次庭前调解都在试探对方还能撑多久。
苏砚的父亲就是这样被耗死的。
陆时衍翻到第七十四页，手指停住了。那页是一份资产保全申请书，申请冻结苏砚父亲公司的全部流动资金，理由是“存在转移资产的风险”。申请书的落款处，导师的签名端正有力——和他在法学院作业本上写评语的字迹一模一样，和他在律所年终总结上批注的字迹一模一样，和薛紫英从那栋黑色玻璃大楼里带出来的财务记录上的字迹一模一样。
他盯着那个签名看了很久。台灯的灯光照在泛黄的纸页上，把纸张照得几乎透明，背面的字迹隐隐透过来，像一层叠着一层的旧伤疤。走廊里某个办公室的座机电话响了，响了好几声没人接，然后挂断了。
“小伙子，你没事吧？”邢姨从柜台后面探出头。
“没事。”陆时衍把纸箱合上，站起来，“邢姨，这份案卷我要借走，需要登记吗？”
“登记就行。不过按规定只能借三天。”
“够了。”
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刺得他眯起了眼睛。连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停了，街道上还有积水，倒映着梧桐树的影子和一小片被枝叶剪碎的天空。他把纸箱放在副驾驶座上，发动车子，却没有马上开走。他摇下车窗，靠在椅背上，盯着挡风玻璃上的一片落叶发呆。人最难面对的，不是敌人的恶，而是自己曾经崇拜过的人的恶。敌人作恶你不会意外，但榜样作恶，会让你怀疑自己学到的所有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薛紫英发来的消息，只有一行字：摘要里有一个异常账户，三年前转了五百万到一个境外账户。收款人姓林，是苏砚父亲公司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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