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是大厅，地面铺着水磨石，已经裂了很多缝，缝隙里长出了杂草。墙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还留着当年写的字——“质量第一，客户至上”，字迹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辨认出来。
她站在黑板前，看了很久。
“我小时候觉得，我爸的公司会一直开下去。”她说，“我觉得他会永远坐在那间办公室里，我会永远做那个被他从窗户里看到的小女孩。”
她的声音开始发颤。
“可他什么都没有了。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公司没了，房子没了，存款没了。他躺在医院里，浑身插满了管子，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抓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的肉里，眼睛瞪得很大，嘴唇一直在动，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陆时衍向前走了一步。
“苏砚。”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苏砚的声音终于碎了，“他想说对不起。可该说对不起的人不是他，是那些害他的人。”
她转过身，看着陆时衍。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她从不轻易流泪，这一点陆时衍早就发现了。这个女人可以在法庭上被人指着鼻子骂不还口，可以在董事会上被人拍桌子不红脸，可以在深夜里一个人扛着所有的压力和恐惧，第二天早上照样妆容精致地出现在办公室。
她不是不会哭，她是不允许自己哭。
“陆时衍，”她说，“我带你来看这个地方，不是想让你同情我。我是想让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和解。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我答应过我爸——我会把那些人的真面目公之于众。”
陆时衍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
“我知道。”他说，“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做这件事。”
苏砚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来。她转过身，继续往楼上走。
楼梯的扶手生锈了，踩上去吱吱作响。墙上挂着一些旧照片，玻璃框蒙了一层灰，但照片里的人还能看清。有公司年会的合影，有产品发布会的现场，有领导视察的画面。照片里的人都在笑，笑得那么开心，好像未来是一片坦途，好像所有的苦难都不会降临。
苏砚在三楼的走廊里停下来，看着东边那间办公室的门。
门半开着。
她走过去，推开门。
办公室不大，二十来平米，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柜，一个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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