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
他的房间在二楼，不大，但很整洁。一张床，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书桌上堆满了书和稿纸。陈子安请两人坐下，自己也在书桌后坐下，这才翻开状纸。
他看得很仔细，眉头渐渐皱紧。看完，他抬起头，目光落在阿贝脸上：“这状子上写的，可都属实？”
“句句属实。”阿贝的声音有些发颤，但很清晰，“黄彪强占渔产，打伤我王大爷的弟弟，现在还逼我们交每月两块大洋的渔权费。我们告到县衙，县衙不收状子，说我们没凭没据。”
“县衙不收？”陈子安推了推眼镜，“你们去过了？”
“上午刚去的，衙役把我们赶出来了。”
陈子安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笔记本上记了几行字，然后问：“黄彪在县里，是不是有什么靠山？”
“听说他和县政府的刘科长是拜把子兄弟。”王老大开口，“刘科长管着工商这一块，黄彪的赌场、放贷生意，都是他罩着的。”
陈子安点点头，又记下。他看向阿贝：“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
“我叫莫阿贝，十八岁。”
“这状子，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
陈子安看着她，眼神里有欣赏，也有同情：“字写得不错。念过书？”
“跟村里的老秀才学过几年，后来家里穷，就不念了。”
“可惜了。”陈子安叹了口气，合上笔记本，“阿贝姑娘，王老先生，你们说的这个事，我记下了。但我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写报道。光凭一纸状书，说服力不够。”
“我们有人证！”阿贝急切地说，“村里十几户人家都可以作证，王大爷弟弟的腿就是被黄彪的人打断的，郎中那里有诊脉记录。还有，黄彪要收渔权费的事，他手底下的人已经在码头上放过话了，好多人都听见了。”
“人证是其一，物证呢？”陈子安问，“黄彪强占渔产，有没有地契文书？他打伤人，有没有验伤报告？他收钱，有没有收据或者字据？”
阿贝愣住了。这些，他们都没有。
“我……”她低下头，“我们就是普通渔民，不懂这些。”
“我懂你们不懂。”陈子安的声音温和了些，“但要做报道，要扳倒黄彪这样的人，光靠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必须有真凭实据。否则，他反咬一口，说你们诬告，你们反而要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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