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诸醒目处。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受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总知，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须毁灭;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却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节，这并非个体行为。
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王炎午的行为，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沉默的大多数”的道德要求，这篇祭文对当时的震动因此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死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文化对文人的节气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后也更有发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胆地直接提出，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文天祥是千古一见的英雄，但是，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传世千古，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有文天祥一人了。
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
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够以死守节。中国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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