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站，三号站台。
清晨的空气里，混杂着煤烟、铁锈和人群的味道。一列长长的绿皮火车停靠在轨道上，车头巨大的蒸汽机车正喷吐着白色的浓雾，发出沉闷的喘息声。车厢的中段，挂着一块新刷的白底红字木牌，上面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专列 - 前往大西北劳改总场”。
傻柱就站在这列火车前的人群中。
他没有再回过九十五号院。判决下来的当天下午，拘留所的铁门为他打开，但外面等待他的，不是自由，而是另一辆更加密闭的闷罐卡车。他和其他几十个和他一样穿着崭新囚服、剃着光头的人，像货物一样被装上车，在城市的街道上颠簸了很久，最终被卸在了这个陌生又嘈杂的火车站。
他身上那件宽大的蓝条号服，在站台上呼啸的穿堂风里灌满了冷气。手腕上的手铐，在每一次不经意的摆动中，都传来刺骨的冰凉。他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看着那些腰杆笔直、手持武器的押送人员，看着那些和他一样垂着头、满脸灰败、眼神空洞的“同伴”。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快到他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想明白。
几天前，他还是轧钢厂食堂里那个可以掂着大勺、指点江山的何师傅，是四合院里那个一瞪眼就能让许大茂噤声的“柱子哥”。几天后，他成了一个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烙印般编号的囚徒，即将被这列钢铁巨兽，拉往一个他只在报纸上听说过的、寸草不生的遥远地方。
十年。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胸口，让他喘不过气来。
“都站好了！按花名册顺序，五人一组！点到名的上车！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东张西望！”一名干部模样的人，站在一个木箱上，拿着一个铁皮喇叭，大声地发布着命令。他的声音在站台的穹顶下回荡，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傻柱随着人流，麻木地向前移动。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又好像被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塞满了。
他想起了他爹何大清。他爹现在在哪儿？是不是还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妹妹雨水，还在上学，以后一个人该怎么过？会不会被人欺负？
他想起了易中海。他叫了他二十多年的“一大爷”，把他当成亲爹一样敬重。他被抓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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