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逸等人决定在广州的既然已经站稳了脚跟，那么把临高的库存战利品换成现银就事不宜迟，如果能得到烧酒的订单，那就为即将开始的雷州甘蔗榨季的废料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出路。
执委会同意了这一新的开拓行动，考虑到从陆路进入澳门需要过关闸，明政府当时与葡澳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决定采取最简单的办法，从海路进入澳门港。
葡萄牙人视澳门为其东亚贸易的明珠，对外国人极其警惕，但是对中国人来贸易者一概欢迎，这是进入澳门的有利条件。执委会还期望如果有可能，在澳门设立商行，以便不通过广州直接向海外出口。
1629年的澳门，正是澳门贸易史上最兴旺的时代，以澳门为中心的大三角贸易是当时国际贸易中利润最为丰厚的路线，穿越者自然也有染指其中的企图。
广州派遣站已经获得了执委会拨了一只40吨级的单桅船给派遣站掌握使用――从百图缴获的和海南当地购买的船只，使得执委会手中已经掌握了一支相当规模的船队――船上的水手则是从广州本地招募来得，对珠江口的水文情况比较熟悉。
但是郭逸和马千瞩都认为，这次去澳门的行动是第一次探路，最好不要让刚刚雇用来的本地人参与。于是仍旧是从临高派出一艘70吨的双桅船“通济”号前往，广州派遣站人数有限，实际只去了一个张信――他曾经在洞庭湖畔一家小造船厂工作过，想实地看看澳门的造船和修船能力，也观察下澳门的葡萄牙船只状况。
其余的人员则从临高的穿越众中抽调。这个消息一传出，许多无所事事的人都想去澳门开开眼界――其实多半是想去开洋荤。至于要求参加的理由也是各式各样，商务考察这类在本时空滥大街的出国原因自然是通不过执委会的审查的，但是各人各有招数：比如工业部就提出要考察欧洲的工业科技水平；农业部表示要知道当地有没有欧洲美洲的农产品引入；金融部门则提出对外国货币制度要进行一番考察，至于文印社的白多禄的理由更是让人绝倒－－“本人系天主教徒，去澳门有助于和当地葡萄牙人交流”……最后这个考察团居然膨胀到三十多人，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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