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一名球员时，人们问我是否考虑过当教练，我让他们忘了这回事。
我无法想象自己扮演教练的角色，而且我对当教练实在没有太多兴趣。
首先，我不想穿西装；其次，我没办法在不妙的情况下脱下西装上场。
1991年退役时我说了同样的话，但还是有球队打电话给我，让我考虑为他们工作。
那时候我还没做脊柱融合手术，即使我想工作，我的身体也无法胜任。
我仍然很痛苦，甚至无法走路，别说站在场边指挥，坐飞机对我而言都是一种折磨。
另外，我想休息一段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过去十几年时间，我一直在全美各地飞来飞去。
退役时我和妻子承诺了，我要休息，陪伴儿子康纳一起成长。
我喜欢花时间陪着他一起，教他游泳、钓鱼，当然还有打球。
我们家很快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女儿玛丽亚。
后来我复出参加了1992年奥运会，成为梦之队的一员，这是我无法抗拒的。
至于做教练，我依旧持否定的态度，我没什么兴趣。
我不能确切的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
可能是1993年波特兰悲剧触动了我，又或者1994年辛普森案改变了某些想法。
还有可能是上映的《阿甘正传》让我想重新投入到滚滚的历史潮流中。
但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我住在佛罗里达的那不勒斯。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地，但在那儿只有很少很少的事情可以做。
在这个世界正发生轰轰烈烈的变化时，我却变得无所事事。
一开始我是很喜欢待在那里的，人们认出我但不会找我签名。
他们只满足于挥手和我打招呼，那是一段平静安宁的日子。
我在那不勒斯四处游走时不必担心一大群人会跟着我，这感觉真好。
我从不习惯人们认出我，然后大惊小怪，这会让你成为困在屋子里的囚徒。
在波士顿，我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凯尔特人的球迷非常热情，可因此我不能7点钟去看电影或者去商场。
我不介意有人向我要签名或者合影，可被一群人围着的感觉并不好，我会变得非常焦虑，只想离开那里。
退休后在那不勒斯，我过的相当轻松，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打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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