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却刻进了我眼睛里——原来最深的脚印，并不留在泥里，而留在人心里。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话却少了。不是无话可说，是有些话，沉甸甸的，不敢轻易出口，怕惊扰了什么，怕踏碎了什么。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层薄而韧的茧，看得见彼此，却触不到温度。唯有土地，始终沉默地承接一切。
十六岁那年夏天，我父亲病重。县医院说治不好，药费又贵得吓人。家里把能卖的都卖了，连祖上传下的半亩旱地也签了转让契，买主是镇上开砖厂的周老板。签契那天，日头毒辣，蝉鸣嘶哑。我站在院门口，看父亲佝偻着背，在契约上按下手印。那枚红印，像一滴凝固的血，洇在泛黄的纸页上。陈砚不知何时站到了我身后。我没回头，只听见他呼吸很轻，像麦芒擦过耳际。许久，他开口，声音干涩：“那块地……我爹说，周老板想推平了烧砖，土太湿，得先晾半年。”
我没应声。可我知道，那块地，是我们家最后一点根。父亲种了一辈子地，犁沟深浅，他闭着眼都能摸出来；哪片土肥，哪片土瘦，他掐一把就能尝出滋味。如今，根要被拔了。
当晚，我提着马灯，独自去了那块地。月光惨白，照得麦茬地一片银灰。我蹲下去，用手一遍遍抚过那些被镰刀割断的麦茬，尖锐的断口扎进掌心，细微的疼。我忽然想起小时候，陈砚教我辨认野菜：荠菜的锯齿叶，马齿苋肥厚的茎，蒲公英绒球般的种子……他总说：“土养人，也记人。你对它好，它记得；你糟蹋它，它也记得。”那时我不懂，只觉他迂腐。此刻，指尖下粗粝的泥土，却像在无声回应。
“你在这儿。”
声音从身后传来。我猛地回头，马灯的光晕晃动，映出陈砚的身影。他穿着那件旧蓝布衫，手里拎着个竹篮。
“我妈蒸的槐花糕，”他把篮子放在我脚边，掀开盖布，甜香混着热气扑出来，“趁热。”
我没动。他也没动。我们之间隔着半尺麦茬，隔着一盏摇晃的灯，隔着一场即将失去的告别。
他忽然蹲下来，和我平视。月光落在他眼睛里，亮得惊人，像两粒嵌在夜里的星子。“林晚，”他叫我的名字，第一次这样叫，没有加“小”字，也没有拖长调子，“地，我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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