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往下淌，他忽然转头冲我笑，牙齿很白：“沈沅同志，咱这算共患难了吧？”
我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那晚回去，我在日记本上写：“今天，林砚的手腕上有道新鲜的擦伤，血丝渗出来，像一道小小的、倔强的红线。”
没写“我想吻它”。
但我知道，那念头比藤蔓还密，比野草还韧，缠着我的心跳，一圈又一圈。
第二年春天，第一批蓝莓苗活了。
不是全活。三百株，死了四十七棵。林砚蹲在死苗旁看了很久，手指捻起一撮土，在指间揉碎，又凑近闻。最后他没说话，只默默拔掉枯茎，把坑挖得更深些，换上新土，重新栽下补苗。
我陪着他。
黄昏时分，我们并排坐在田埂上啃冷馒头。他忽然说：“阿沅，我收到农大的录取通知书了。”
我咬了一口馒头，麦香微涩。
“恭喜。”
“嗯。”他望着远处，炊烟正从各家屋顶袅袅升起，“九月走。走之前，把滴灌系统装好，育苗棚加固完，再教你辨认三种常见病虫害。”
“好。”
他侧过脸看我，夕阳把他的睫毛染成金色：“你……会等我吗？”
风停了一瞬。
麦浪凝固。
我低头，看见自己沾着泥点的布鞋尖，轻轻点着地面。
“林砚，”我声音很轻，却没抖，“你记得去年中秋，你送我的那盒月饼吗？”
他点头：“五仁的。你嫌油腻，只吃了两块。”
“第三块，”我抬眼，直视他，“我掰开一半，埋在咱这坡地最南边的梨树桩底下。我说，等它发芽，你就回来。”
他愣住。
“可梨树桩不会发芽。”
“我知道。”我笑了，眼眶发热，“可我想让它等。像我等你一样。”
他久久没说话。然后，他慢慢伸出手，不是牵我，而是轻轻拂去我鬓角沾着的一小片草屑。指尖擦过皮肤，像一粒火星坠入干草堆。
“沈沅，”他声音哑了，“我回来那天，第一个找你。”
“好。”
我们没拉钩，没签字，没立誓。
可那一刻，土地记得。
它记得我埋下那半块月饼时，指尖的颤抖；记得他拂去草屑时，呼吸的停顿；记得我们之间隔着三寸空气，却比任何契约都更沉、更烫、更不可违逆。
他走那天，我没去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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