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取决于上级的青睐，或论资排辈，而非是治政的政绩。
更具体地说，尤其是朝廷命诸王可以肆意开府，多套行政体系互不统属，使得一个王府的长史，往往可以压倒地方重镇的郡守刺史，朝廷的官员又该如何行政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赵王司马伦与梁王司马肜出镇关中，可以肆意地用王府官员来制衡高级官员，这无疑是导致屡屡生乱的罪魁祸首。
因此，温峤认为，朝廷若想要长治久安，主要在于两点。
一点是在于要严格控制地方开府的权力，尤其是在京畿这等重地，一旦有人可以肆意招揽幕僚，而这些幕僚又无所事事，那他们必定无事生非来打破秩序，也平白增加朝廷的开支。
另一点是要明确朝廷的考绩，使得官员升迁有制可循，而不是去频频寻找捷径。如此一来，朝廷的各项政事才能真正落实，不会形成人浮于事的局面，同时也能一直保持权威。
倘若晋廷能做到这两点，纵使洛阳争斗得如何激烈，对于地方民生又有何影响呢？无论朝廷是谁来做主，地方官员依旧唯朝廷是从，同时也不至于使得方镇之间互相攻杀，百姓仍然能够各得其所，自然也就不至于酿成亡国之祸了。
刘羡读罢，对此自是大为欣赏。考绩之法，本来就是刘羡当下在做的，而对于收回府权一事，刘羡则只有隐约的念头，他同意温峤的看法，令出多门乃是大忌，等著一轮改制结束，或许也可以加以考虑。
于是刘羡又给温峤的案卷标了个甲字，放在一旁。
剩下的三人，分别是江夏李式、琅琊颜含、江原常璩。
李式的父亲是前楚王府文学李重，虽然李重和刘羡并不熟识，但也算是同僚，所以李式算是故人之后。他的主张与父亲一脉相承，主要是认为，晋廷为了把握权力不择手段，使得内重外轻，人浮于事，同时为了稳固权力，又对大族刻意放纵。只不过他的倾向与周玘非常接近，认为应该恢复周政，尽可能精政从简。
比如废除九品中正制，听从乡议推举而非中正裁决。比如建立一定数量的封国，让贤明之人担任国主；又比如限定高门大族的奴婢名额，以及所占田亩的数量，并且应该让天下的田亩住宅都不得买卖，使用土断之法，恢复井田制与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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