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留洛阳的这几个月，
塔西佗已经拜访了许多人和地方，为自己的笔记增添了太多的内容。
而除却记录中原这大陆彼端的风土人情之外，
对于两个全然不同的文明的思考，也耗费了塔西佗的许多精力。
他心里的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答，甚至因为得到皇帝的准许，阅读了更多的诸夏典籍，原有的疑惑还进一步膨胀起来。
这让塔西佗感到十分苦恼。
而当他听说了汉朝的东北方向，还存在一个推行共和，与太平道联系密切的势力后，
塔西佗便觉得，这个国家是个很好的观察对象。
推崇集权的诸夏人，竟然在世间集权最强大的国家旁边，复兴了千百年前的制度，
这怎么不会让向往共和时代的塔西佗产生了些许的共鸣呢？
可惜，
与燕国使者的会面，实在称不上美妙。
因为当他说出自己的请求后，
那位使者的脸色顿时变得复杂起来。
面对天子时的低落惭愧，又夹杂了几分“家丑不可外扬”的扭捏来。
他不想应下塔西佗的话语，可随之而来的刘楚使者却说服了他。
那明明一头卷毛，就连眉目都比常人要深刻一些的“汉室宗亲”说:
“世上有什么事不能说的？”
“天日昭昭，再怎么遮掩也是没用的！”
还不如脸皮厚一点，言行直白一点，指不定还能在别人口中，混得一个“坦荡”的评价。
反正他见天子时，可未曾因为面目而自卑羞愧。
不然的话，
他跟世间最尊贵的人物，可攀不上亲戚关系！
燕使听了他的话，心里想着衰颓的国事，知道一些东西已经无法挽回，倒不如说出来，以为后人教训好一点。
于是他邀请塔西佗进入室内，相对安座，与之说起了燕国那短暂的，至今也才满了一甲子的历史。
塔西佗静静听着，偶尔会提出自己的问题和理解。
有些燕使可以回答，有些却只能哀叹过去。
“总的来说，人与国家一旦失去信义，便距离流离覆灭，没有多久了。”
最后，燕使如此说道。
诸夏对于“信义”的重视，很早以前便得到确立，并为之做出了相应的解释。
关于为人处世之道，
《周易》中说:“人之所助者，信也。”
《礼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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