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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共斗后，日本政府被迫同意了大学民主自治制度的改革，学生开始拥有自治权（比如大家很熟悉动漫学生会会长权力颇大）、教材改革和校长专制制度取消。
无论是否自愿，日本企业确实因为全共斗而大幅度改善了劳工待遇，开始提供更好的福利和更人性化的管理，这客观上为后来日本“企业内福利”的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推力。
日本社会也开始真正地思考“民主究竟是什么”，这某种程度来说算是在明治维新后又一次打开了阶级固化的大门，海量的庶民和普通人得到了进一步阶级上升的机会，并对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造成了深远影响。
最后，第三次续约的米日安保条约也因为全共斗受到了影响，面对这种事，米国不得不在很多问题上选择让步，比方说同意大部分势力退出日本（地检就是这样从CIA直接控制的分部逐渐变成了米国只保留了部分间接影响力的部门），再比如说放弃了很多治外法权，比如说针对米军军纪犯罪的问题。
第三次安保条约之前，如果驻日米军是在公务中犯罪，除非死人或是影响恶劣，否则米军几乎从不处理并拒绝公开（然后连夜把人送回米国），如果是非公务时间犯罪，会转交日本检方起诉的也仅有一成，但条约后，米军就算是公务中犯罪只要证据确凿也会开启军事法庭宣判让日本检方旁听（尽管判罚还是有偏向），而非公务时间犯罪移交日本检方起诉的比例上升到3-4成，并时至今日已经超过五成。
所以时至今日日本还有不少老登怀念全共斗，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运动，成功的改革”。
“看来你是知道了。”小野田公显不急不慢地说道：“既然如此，你应该明白，和赤军一样，红色金丝雀也是衍生于全共斗的极左恐怖组织。”
“啊，说起来真是怀念啊，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小野田公秋也淡淡地点头。
众所周知，只要待遇和地位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反抗者的数量就会立即下降90%，全共斗结束后，其中一部分人被捕，一部分人因为目标和诉求已经实现便不再搞事，可有一部分人却并不满足，他们觉得还不够激进，还不够暴力。
这便是日本赤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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