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早些年，同样也是用过羌人为兵。
董卓也同样用过。
早期的羌人，没有经过教化，也没有针对于羌人的兵卒统属问题有什么研究，仅仅是单纯的招募而已，现在就不一样了。
毕竟时代变化了，尤其是有斐潜这么一个家伙在其中搅和着。
即便是因为环境，因为时事，无法确切的对于相应的律法进行明确，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模糊，甚至有意回避。律法是保护社会最底层的良善，而不是让有些人借着律法的幌子搞事情。即便是有时候需要程序上的正义，但是也不能一味为了和稀泥而程序正义。
比如后世诟病已久的交通法规的某些保护弱势的律法，确实是为了为了让强势的一方在律法之下进行主动性的避让弱势方，保护弱势方的利益，但是如果已经明显进行了一定的避让，结果还要为了程序上的正义在和稀泥，搞出什么两秒预判，就自然会引起相当多的不满了。
伟人有云，忌讳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只可惜大多数官吏都为了自己省事而搞一刀切。
华夏要扩大，这种胡人和汉人之间的矛盾还会更多，大汉国家律法和胡人部落风俗之间的冲突也会随着双方的不断接触而有更多的摩擦，这就需要有沟通的渠道和相应的律法。
不管是之前的南匈奴，还是羌人部落，亦或是现在要面对的西域邦国，都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策略当然也需要及时进行调整。
南匈奴已经势弱，就可以包围分割，分化和吞噬，以一种相对强势的态度进行压迫，挑动其纷争，使得南匈奴进一步的弱化。
羌人和南匈奴有所不同。
就像是斐潜当下对于阿颉刹的安排。
在经过这一次的萃取之后，那些勇于开拓，有野心的羌人就会和普通的，没有什么野心的羌人分离开来，而随着这样的过程持续，留下的羌人就渐渐会变得不再有攻击性……
斐潜的这一声『妇翁』，以及对于这些参战的羌人的特别待遇，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斐潜付出了一些名号啊，待遇啊，物资啊等等，但是实际上从大战略上来说，一点都不亏。
西域邦国相对在外，就自然以渗透和萃取为主，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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