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花纹所使用的独立字素总量大约在两百八十个左右，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三十个字素覆盖了将近一半的内容，而大量低频字素只出现过一两次。
这种频率分布规律和人类自然语言中的词汇频率分布呈现出相似的幂律特征——少数常用字构成了文本的主体，大量罕见字承担着特定的命名或修饰功能。
这说明正面花纹记录的不是数学公式或物理常数，而是一段用自然语言写成的连续文本。
数学公式中的符号使用频率通常与公式结构直接相关，不会呈现出典型的幂律分布；而自然语言——不管是哪种语言——都普遍遵循词频递减规律。
这个判断让破译团队的精神为之一振。如果他们面对的是数学公式，那破译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公式本身没有冗余信息，每一个符号都不可省略；但自然语言是有冗余的，有语法结构，有上下文关联，有重复出现的固定搭配——所有这些冗余信息都是破译的线索。
杨帆把字素频率表和背面地图上定居点的辅助线条数据做了一次联合分析，锁定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字素组合。
这组字素在正面花纹的多个环带中重复出现，每次出现的位置恰好与该环带对应的定居点信息段落重合。它在所有定居点段落中的出现频率是百分之百，从未在任何非定居点段落中出现过。
杨帆在它的编号旁边用红笔写了两个字：名字。制造者把每一处定居点的名字刻在了薄板正面，用同一种字素结构反复标注，就像人类在地图上用同一种字体标注不同城市的名称。
当杨帆把这个发现告诉秦教授时，秦教授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老花镜摘下来慢慢擦拭着镜片。
他说如果这个名字的推测成立，那么这组字素就是破译整段文本的罗塞塔石碑。因为有了名字就有了读音的线索，有了读音就有了语言的结构。
秦教授当即建议破译团队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从编码结构分析转向语义破译——利用背面地图上已经确认的定居点体系作为对照文本，尝试将正面花纹中的字素组合与具体的地标信息逐一对应，先破译出地名和人名这类专有名词，再以专有名词为锚点向外扩展，逐步破译出动词、形容词和语法结构。
魏海洋把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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