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政治支持。最终，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来自外部的白衣骑士信号来打破僵局。您的投资意向，就是那个信号。”
下午，李安然提出要单独见几位一线的工程师和中级管理人员。米勒虽然有些意外，但还是安排了。
在一个小会议室里，李安然见到了四名来自不同部门的骨干。他没有谈论宏观战略，而是问他们具体的工作、对技术的看法、对行业未来的判断、对通用现状的担忧。
这些远离总部权力中心的员工，给出的信息往往更真实、更细致。李安然从中听到了对管理层短视的抱怨，对官僚主义的无奈，但也听到了对技术本身的热爱，和对公司能够重生的微弱希望。
“我们有很多聪明人，有很多好技术，”一位电池实验室的华裔工程师说，“但公司太大了，船大难掉头。有时候感觉我们在为过去几十年的错误买单，而不是在为未来铺路。”
另一位负责供应链的中层经理则忧心忡忡：“现在最怕的是供应商崩溃。很多小供应商现金流已经断了，如果它们倒下一片，就算通用拿到钱，也没有零件装车。”
这些实地了解到的情况，比报告上的数字更有温度，也让李安然对风险和机会有了更立体的把握。
离开底特律前，李安然让周杰联系了当地几家长期服务于汽车业的律师事务所和咨询公司，以第三方身份获取更独立的分析和情报。
飞回华盛顿的直升机上，李安然闭目沉思。
底特律之行让他确信，通用的病虽重，并非无药可救。核心资产确有价值，尤其是其技术储备和在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布局，与李安然自己的产业版图有很强的互补性。可手术的难度也超乎想象，政治风险、社会风险、法律风险层层叠加。
“安然，马岛实验室发来了布朗提供的测试安全评估报告。”周杰将手提电脑递过来。
李安然睁开眼，快速浏览。
苗坤团队对布朗提供的方案进行了极其严格的理论推演和模拟测试。
报告认为，在特定受控的电磁环境和神经反馈调节下，进行极低强度的基因标记刺激，理论上是相对安全的，可以监测到一些基础生理指标，如脑电波、特定激素水平、代谢速率等的细微变化，发生不可控激活或开门的风险极低。
苗坤也同时警告，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