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刺激，一个能真正打破市场僵局、让资金流动起来的信号。”伯施最终说，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光靠撒钱不够，我们需要重塑信心。重塑对金融体系、对未来经济的信心。”
“先生，您的意思是？”商务部长问。
“产业。”伯施吐出这个词，“实体经济，特别是那些雇佣了数百万人的支柱产业。汽车业……不能再等了。通用和克莱斯勒，我们必须拿出一个方案，一个能让市场相信大而不能倒不仅仅适用于银行的方案。”
汽车业救助比银行救助更复杂、更政治化，涉及强大的工会、地方利益、全球供应链，还有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枷锁。
“国会绝不会同意直接给汽车公司巨额救助，尤其是在救了华尔街之后。”幕僚长直言不讳，“民意会爆炸。”
“那就换一种方式。”伯施的眼神变得锐利，“不是救助，是重组。推动一个强制性的、由政府和行业共同主导的破产重组程序。我们提供过渡性融资，确保他们不倒在手术台上，但必须接受削减品牌、关闭工厂、重组债务、工会让步的条件。我们要向市场展示，政府有能力也有决心处理系统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印钞票。”
这个想法很大胆也很危险，强制重组可能引发连锁破产、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可放任不管，底特律的崩溃将拖垮整个中西部制造业，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李安然能在这其中发挥作用吗？”保尔森忽然问道，“他的资本，他在亚洲特别是C国的产业布局……如果他能参与进来，哪怕只是象征性的，或许能带来一些额外的信心，特别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信心。”
伯施沉思片刻：“可以试试，可这只是锦上添花。核心决策必须由美国政府做出，责任也必须由我们来承担。联系李安然，把我们的思路告诉他，听听他的意见。”
会议在沉重的气氛中结束，走出战情室时，保尔森叫住了中情局局长，两人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
“局长，关于李安然岳父的病，你们知道多少？”保尔森低声问。
中情局局长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不多，不过很蹊跷。致病源是一种基因改造的真菌，非常冷僻的技术路线。我们的专家认为，这不像谋杀或者失误，倒像是一些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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