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率不会是明确的‘杀’或‘不杀’的诏令，而只会是‘前线战事，卿可自决’，或者更为模糊的‘酌情处置’。”
“为何？！”王离脱口而出，脸上写满了不解，“陛下刚才也认同，以当时情势论，那四十万人必须死。秦昭襄王英明神武，岂会看不明白？既知必杀，为何不明示？难道他不想为秦国除此大患吗？”
赵凌深吸了一口气，沉吟道：
“秦昭襄王当然知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四十万赵卒是必须割掉的毒瘤。”
“但问题是，知道‘必须做’，和‘由谁来做决定、并由谁来承担这个决定的全部后果’，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
“秦昭襄王是君主，他不仅要考虑一场战役的胜负，一个敌国的削弱，更要考虑秦国的长远形象，他对天下英才的号召力、以及他本人在青史上的名声。”
赵凌一字一句，剖析着君主的困境：“杀降四十万，这是足以让江河变色，鬼神夜哭的暴行。无论有多少不得已的军事理由，它都必然伴随着‘残暴’、‘嗜杀’、‘不仁’的千古骂名。”
“这个骂名，对于一个志在吞并天下、需要招揽六国士子民心，需要树立天命所归而非血腥屠夫形象的君主而言，乃是剧毒。”
“他可以让事情发生，可以默许，但他绝不能下达正式诏书，明确地下达‘坑杀四十万降卒’的命令。”
赵凌的结论冰冷而现实，“这道命令一旦以他的名义发出，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暴君’的代名词。那些还在观望的山东士人，那些心怀恐惧的列国百姓，将如何看秦国？看秦君？”
王离听得脊背发凉。
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
在他的认知里，君主乾纲独断，令出法随，尤其是涉及此等国运的大事，理应圣心独运，明示旨意。
此刻，赵凌却为他揭示了权力巅峰那无法言说的阴影地带。
有些决定，君主需要它被执行，却绝不能让决定的过程和名义，与自己直接挂钩。
“所以^”王离的声音有些干涩，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最后……武安君还是只能自己下令杀降？绕了一圈，结果并未改变，骂名依旧由他一人承担。那……他请示与否，区别何在？似乎只是……走个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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