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曰，重工商而轻农桑，若逢灾年，粮从何来？二问：允商贾参政，若其以财贿官，朝纲何存？三问：改十恶、松礼制，若民不知畏，法何以立？”
这篇文章引来了商部右侍郎来复的回应。
来复以自家经历为例：“陕西来氏，五代经商，亦五代读书。”
“万历四十四年，某中进士时，家父言：‘商道通有无，儒道明义理，二者本可兼济’。”
“今商部之设，非为抬商贬士，实因时势所需，大明岁入四成来自工商，若无专衙管理，岂非视巨利而不顾？”
来复更反问：“若言商贾必奸，则士人皆贤乎？”
“嘉靖年间严嵩贪墨，万历年间张四维之祸，岂是商贾所为？德才高低，在个人修养，不在出身行业。”（张四维这事儿看前面，韩爌那一段）
辩论迅速升温。
八月二十，一篇《论道器之序不可乱》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
投书者是江南大儒刘宗周的门生陈子龙。
文章核心论点：“道为体，器为用；道为本，器为末。”
“今朝廷新政，事事重器，蒸汽机、铁甲舰、新算学、商贾利，此乃本末倒置。”
“长此以往，百姓唯利是图，士子不读圣贤，国将不国！”
这篇文章触及了最根本的思想冲突。
翌日，王夫之亲自撰文回应，题为《器进则道新，论儒家与时俱进》。
文章洋洋洒洒三千言，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的变革精神谈起，历数儒家发展史上的每次创新。
汉儒吸纳黄老、阴阳。
宋儒融合佛理。
阳明心学突破程朱理学……
“儒之所以为儒，在其时中之道。”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今日之大明，工商大兴、海路通达、西学东渐，实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若儒者仍抱残守缺，拒不变通，才是真正的道统断绝！”
文章最后，王夫之更是提出一个震撼性的观点：“道不离器，犹魂不离体。”
“无农耕之器，则无农耕之道。”
“无工商之器，则无工商之道。”
“今蒸汽机出，生产力倍增。”
“铁甲舰成，大海在握。”
“此新‘器’既生，必有新‘道’应之。”
“儒者之责，非固守旧道，而是为新世立新道，既保仁爱之本，又纳创新之魂。”
这篇文章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深潭，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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