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前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们的论证里，有没有哪一步未经审视地预设了‘人类优于机器’？如果有，这个预设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没有，为什么？”
铃声响起。一百二十个人像潮水般涌向出口，但很多人留在座位上没动，笔还悬在纸上。而在大家离开时，听见前排两个学生在争论“道德地位”和“法律人格”的区分——语速比刚才还快。
教授靠在讲台边，慢悠悠喝着水，像刚指挥完一场马勒交响曲。
窗外雾散了，查尔斯河泛着碎金般的光。
席贝贝突然意识到：刚才五十分钟，没有一个人提到“AI是否该有权利”这种大而化之的空话。
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把旧规则的骨头拆开，用新事实的肌肉重新连接，然后在每根骨缝里，塞进用逻辑和修辞揉成的软骨。
走出朗代尔大厅时，阳光把花岗岩台阶烤得发烫。Toby站在门口，还在和同学争辩严格责任是否构成“禁止反言”。
“Beibei,我们一起讨论下今天的内容？”Leon饶有兴趣的说，
“嗯，你们都来我家吧！”
席贝贝摸了摸笔记本——只记了半页，但每一行都钉着未完成的论证，像半截桥墩扎进湍流。
这就是哈佛法学博士第一堂法律推理课：没人给你答案，他们只教你怎么在深渊上造桥，并确保在你踩上去的瞬间，桥自己会开口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