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自己，但是不巧的是，王锡爵也不怎么待见这些言官，所以上任伊始就是率先挑事，借由储君豫教一事对于这些言官们予以打击。
王锡爵很清楚，这些言官们名义上是为了所谓的朝廷纲纪，实则往往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王锡爵对于这种情况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他在奏疏中就说道：“昔者人臣修身洁己，静性存公，确言行之相孚，端表里之如一，然后匡君未善，以治生民。人臣之居官，进勇不如守专，功茂不如节立，宁方毋圆，宁骄毋随，宁落落如玉毋碌碌如石，宁翩羽高鸣，毋懆幸卷阿之车马以重负。”
对于当今的大明官场，王锡爵在其的第二封奏疏，请大振纲纪以明臣职疏中说的更是十分之清楚，王锡爵在奏疏中说道：“若夫事例应尔而所见或不同，居下者当诚其意，婉其辞，曲譬以开其上，若犹未允，则俟其退而语之。”
他认为朝廷的言官，即便是上疏进谏，也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言官进谏的目的是为了匡正得失，使得天下得到大治，君主接受意见，最终达到的目的是：“使人主读之，常以为爱己、亲己而忘其拂逆。”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所谓名声，有意的制造君臣矛盾，使得君臣之间“愈直戆则愈决裂”，皇帝背上了一个不纳忠言的骂名，而自己却得到了直言上书的美名，这点不是一个真正爱国忠君的臣子所应该做的。
除此之外，王锡爵的对于管理官员，也有自己的看法，王锡爵认为：“大要在用法不阿，则官吏无敢舞手为奸者。造言多系奸民非穷民，纵之不可，寻之亦不可，必当以严法辅宽政而行。如近来各处要协成风，未必尽为岁俭也，惟高明裁之。”
对于朝廷官吏，要严格执法，他们只要敢于贪赃枉法，就必须予以重惩，绝不宽宥，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保证朝廷的各种政策得到实施，和申时行主张守旧法，加以改善不同，王锡爵认为朝廷应该因时变更，以适应形式的不断变化。
王锡爵在请大振纲纪以明臣职疏中首先提出来的就是选人用人，他在奏疏中说道：“吴楚不得劇孟，而亚夫为之喜，唐不用朱克融而河北首乱，迄无宁时，此两人自今日论之，以为何如也？乃其系国轻重，如此岂才与奸固可并用。机智豪勇之人往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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